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及其特点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缔造者为女真(满)族.这一僻处东陲的落后民族在短短数十年间平稳地渡过了多次险象环生的内部政治危机,最后入主中原代明自立,并较为成功地统治了268年,其原因何在?以往史家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或许可从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确立

明朝是旌表制度推行的成熟阶段。明朝前期为宗室旌表的空白期,形成旌表不及宗室之制;明朝中期为宗室旌表制度确立的摇摆期,正统、成化年间出现宗室旌表,正德年间初步建立宗室旌表制度,嘉靖中期以后对宗室道德模范皆旌表,又定制加以否定;明朝后期为宗室旌表制度确立时期,万历以后对宗室道德模范皆旌表,并确立制度。明朝后期的宗室旌表除了此前的孝顺节烈类以外,捐助钱物、体国恤民等忠义善行类成为主体。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建立,与明朝中期以后宗室地位待遇日渐衰弱、道德法律水准迅速下滑、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以及皇帝个人性格乃至国家形势走向等有密切关系。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建立,是新规代替旧制,是皇权的胜利,它维护和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     

略论宋前的宗室与宗室文学

宗室作为与皇帝的宗族成员,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方面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历代的皇帝对于宗室的态度颇为矛盾,既希望加以利用,又时时加以防备。皇帝对宗室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宗室文学的发展。在宋以前的中国宗室文学史上,西汉和南北朝是两个高潮时期。西汉时候的宗室文学得到大发展,产生了淮南王文学集团、梁王文学集团和河间献王文学集团,前两个文学集团都颇具政治色彩。宗室自身的创作成就一般并不太高,主要是作为文坛领袖的角色出现。南北朝时候的文学集团又与西汉有所不同。刘宋和萧齐时代,宗室之间斗争激烈,猜忌颇深,宗室爱好文艺是他们全身远害的一种手段。这样也使得宗室在学术、文艺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     

汉代宗正考述

汉代宗正作为管理皇族宗亲事务的重要职官,在汉代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最初来源于卿大夫家族内部的家臣制,经过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演化到秦汉时代的宗正。掌管属籍是宗正的重要职能。属籍内容包括宗室的世系、著削记录等,宗正通过属籍制度实现对宗室的管理。除此以外,治宗室之狱,参与帝后的废立的程序,典宗室婚丧之事也是宗正的重要职责。宗正的选任一般来源于经明行修和宗室成员,并且逐渐注重其实际的行政能力。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明代宗室藏书文化述论

宗室藏书在明代藏书体系中是一个独特、完整的文化现象。有明一代,几乎所有的宗室藩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藏书活动,图书总体藏量颇具规模。宗室们由藏书到刻书再到著书,不仅系统完备,而且特点突出:宗室藏书分布的地域广阔,所藏书目种类众多且保存了大量的优秀"禁书",刻书事业持续时间长久,创作和著述艺术价值高、实用价值大。之所以能够开创如此的文化盛事,在于明代整体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宗室特殊的政治生态,优厚的经济待遇及良好的文化教育。     

试论明代宗室请名制度

明代宗室请名制度包括王府代奏、宗人府审核、礼臣拟名、皇帝赐名四个步骤。宗室成员年满五岁,需通过亲王府属官长史代其奏请,经宗人府审核合格后,由礼部官员按照派语取名,最后以皇帝名义赐名。请名成功后,再依次请封、请婚、请禄,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请名制度作为明代宗藩制度的重要一环,基本与明王朝相始终。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因为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走出宫院:南宋宫学向宗学的转变

宫学与宗学是宋代两种宗室教育模式,两学设立的时间、宗旨和管理等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南宋承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宫学向宗学的转变,这是朝廷宗室治理制度的理性选择,也是宗室走出王府宫院、融入社会的努力的结果.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浅析宋代宗室女 ——以宗室身份为中心

宋代宗室女是宗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天潢贵胄的身份和地位,在政治上享受不同于普通女性的优厚待遇,即使无官而有食禄,出嫁得到加封和嫁资,遗孤宗女享受政府救济;在法律上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宗室女犯法往往得到宽待处理.宗室女享受政治法律优待的同时,在选择婚姻对象、出行活动等人身自主权受到严格的限制.     

明代宗室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宗室发展分为汉晋、唐宋、明清三个阶段，在宗室文化发展的阶梯中，汉晋是开创阶段，唐宋是发展阶段，而明清则是高潮阶段‘明代宗室文化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承传了前代文化发展的丰富遗产，以之进行再创造；另一方面又为其后清代宗室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主要成就、特点及其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一、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明初，明太祖为巩固统治，“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岁操军马，造作军器。”①使藩王置护兵，手握兵权，分镇险要，节制公侯，建立了“宗室典兵”制度。然而，这些…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北魏制定<议亲律>,赋予宗室阶层充分的法律特权,使其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方面备受优待.议亲的范围应是道武以来诸帝的有服宗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也包括出服疏宗.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通常采取偏担宗室的原则.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是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     

论明代宗室开科

宗室开科是明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章在梳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宗室开科的原因、宗室举人的数量、科年分属、明代科举及第宗室的仕宦表现等做了探讨。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宗藩入继与西汉政治的发展

宗藩入继作为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在两汉历史上多次出现宗藩入继的现象。本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宣、哀三个皇帝宗藩入继之后对西汉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西汉一代的考察,可以发现宗藩入继对王朝的政治运作具有体制上的必要意义,其对前汉刘氏皇统的延续、政治格局及大政方略的承继与修正,构成西汉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这种体制性安排只适应汉初宗藩强大的政治状态,与随后汉室限制宗室活动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冲突,其对西汉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特殊性。本文试图提供另一种观察汉代政治体制的视角,并适时评估了宗藩入继对两汉政治演进的多方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