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

唐代藩镇是古今中外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唐代藩镇的几种研究模式有:藩镇跋扈说、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类型)论、藩镇的社会基础论、河朔藩镇的胡化说。这些理论模式无疑推进了唐代藩镇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代藩镇的不同面相。应该把传统学术和现当代学术联系起来,客观全面地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总结出唐代藩镇的研究模式,展示唐代藩镇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孔。进入新世纪以后,唐代藩镇研究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要使唐代藩镇研究重新充满活力,就必须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观察唐代藩镇,会使藩镇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河朔地区在中古时期政治军事形势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唐代河朔藩镇的个案研究学术积累深厚;藩镇内部的官僚体系进行等第的划分也有了可能;大量的墓志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并集结出版,提供了资料准备。因此,从社会流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唐代的河朔藩镇,已经初具条件。     

论唐代漕运及其影响

唐代漕运因袭汉代以来特别是隋朝的水运系统而得到蓬勃发展,对唐朝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对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论党项藩镇

藩镇时代是党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它的发展倚靠拓跋氏家族与折氏家族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880年至 982年 ,为党项藩镇的兴盛期 ;第二个阶段从 982年至宋、金之际 ,为党项藩镇的蜕变期。党项藩镇基本上结束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混乱 ,形成了以拓跋氏家族为中坚的政治核心 ,初步奠定了党项割据西北、建立国家的政治基础与规范 ,从而树立了西北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姿态。     

论唐代官员的权利保障及其影响

唐代官员权利保障表现为:履行职责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工作条件,领取法定俸禄,享受法定的福利待遇;官员享有退休制度、休假制度及特殊恩惠。唐代官员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人权受损;建议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官员晋升机制不健全,人为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官吏缺乏保障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唐代官员权利保障失衡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官员为确保自己的官位、仕途及生命安全,常寻求制度以外的援助,或者交结高官、权贵,或者形成同乡、同宗、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论唐代"恶少年"的反社会倾向

"恶少年"是唐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唐代,尽管他们背离生活正道,犯法作恶,却是一支各方面都不敢忽视的重要力量.每值国家多事之秋,他们就积极应募,因而成为唐代的重要兵源.然而每逢政局动荡,他们又积极参预宫廷斗争,发动暴乱,投靠藩镇,表现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一面.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唐代中晚期,政局糜烂,内外交困。唐朝政府在不断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更频频地将公主下嫁到各个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表面和平。这种政治婚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但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

秦汉时期造船业 ,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 ,有中央与地方两级之分 ,皆受中央王权控制 ;造船的场地分布合理、范围较广 ,主要在关中、长江沿线、燕齐沿海、南海、洛水一带 ;造船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在船的性能、种类和数量上较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战船 ,主要有小型快速攻击战船、大中型战船、侦察船、载重运输船等。这些都为水军装备先进的战船及军事后勤漕运船的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基于清后期漕运改制思想的分析

腐败是清后期漕弊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由吏治而海运而停漕的漕运改制思想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腐败治理思路.同时,清政府的偏好受河运派和海运派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反复.     

浅论晚唐小品文

晚唐诗风逐渐没落,小品文走向前台,为唐末文学带来一丝亮色。其锋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一直激励着后世读者。兹就晚唐小品文的艺术特色进行初步的探讨。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以此证明这一事件在晚唐的典型意义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

晚唐咏史诗的取材与当时社会背景、审美风尚、诗人心态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在晚唐倾覆衰颓的社会背景下,晚唐诗人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们偏重悲剧美的审美情趣,进而在咏史诗选材上也偏重"悲剧性",并从中反思历史、伤悼今时,把对史实的熔铸与意义的提炼结合得空前完美。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分布特点及原因论析

唐朝前期大量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且多实际赴任;后期皇室成员出任刺史的数量大幅减少,且多为遥领。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呈现的特点既是历史的延续,更与唐代时局变化紧密相连,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迹。它是王朝政治演变的结果,更是朝廷与地方互动的产物。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湘军与晚清政治生态

湘军肇兴是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其以宗法纽带为依托、以“礼”治军为核心价值、以道德权威为维系的组织架构对于整个晚清社会解组带来的社会偏差以及国家认同产生了催化性影响,为民国时期的政治流变预设了结局。     

略论唐代统治者的畋猎

唐代统治者们的畋猎，有帝王的狩猎与地方官员的游猎。帝王的狩猎有多种功效和目的，显示实力，宣扬君威，争取归附是其重要的政治目的，另外也有猎取牺牲供奉宗庙的需要，还可为打击兽害做些示范。地方官员的游猎也有在地方上显示权威和能力的功效，保护当地农牧生产免受兽害侵扰，维持上贡珍稀物品需要都是其重要目的。故对唐代统治者们的狩猎活动，不可一概贬为骄奢享乐之举，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其功过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