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规民约的价值、经验与启示 —基于《南赣乡约》文本分析的视角

作为乡土社会一道文化景观,乡规民约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起到促进作用.反思当前村规民约的实践困境,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传统乡规民约,则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以《南赣乡约》为分析对象,从文本内容、组织特征、权威来源以及作用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在总结乡规民约的价值经验及其对村民自治启示基础上,文章讨论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村民自治是一种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乡村基层社会性自治,具有社会自治的宪政特性。村民的自治不是由外界授予的而是村民在法治之下的固有权利。在我国应当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宪法地位,使其真正成为我国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主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宪法性法律——《村民自治法》或《基层自治法》。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自治发展中的政治内涵与政治价值

党的领导为基层自治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政治保障,它要求乡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农村政治事务的决策遵循自治的原则．使基层自治的发展更加规范和理性。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也是中国农村基层实行民主自治的政治特色。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可以更好地使乡村社会形成健全的政治体系和良好的自治状态,使整个社群成员对基层自治形成发自内心的坚守和由此而形成艮好的基层社会秩序与状态。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在基层自治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价值。     

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

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有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在对江北水村余氏耕读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祖辈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其新修＂族规十二条＂,充满儒家精神与儒家情结,已成为其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影响族人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相比之下,《万集乡严南村村规民约》则显得简陋、单薄,失之于空洞,儒家乡村治理传统之断裂可见一斑。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村组法》实施办法中的乡村关系规定评析

各省《村组法》实施办法有4种不同的方式规范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一些规定虽然文字表述存在差异,但实质内容没有不同;一些规定事实上改变了《村组法》对乡村关系的调整,同时,对乡村之间指导、协助的事项和方式的规定还不够完整。从当前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提升乡村关系法制化水平的空间是明确乡村之间有关指导、协助的事项和方式;在实现途径上,不是制定专门的《乡村关系法》,而是在现行《村组法》中增补相应的条款。     

嘉陵江流域基层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人口流动不仅考验着流入地的社会治理,也对流动人口归属地的社会治理形成了挑战.基于流动人口归属地社会管理困境的视角,以嘉陵江流域的蓬安县X镇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外出务工高潮的兴起使得嘉陵江流域的广大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巢化”倾向,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这一经济社会变迁的要求;并剖析了国家建构中的自治传统式微是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进而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尤其充分考虑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提出发展路径是重塑流域内社会自治文化,重构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重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从而解决流动人口外迁后空巢化社会的矛盾与发展困境.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悍妇薛素姐及其文化意蕴

文学史上有一系列以悍妇为主角的作品，其中以《醒世姻缘传》最为著名，作者西周生笔下塑造的薛素姐成为悍妇形象的典型。温良的少女转变成凶狠的悍妇，这与她所处的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在王阳明提倡的心学风行、民主主义思潮开始萌芽之时，男女地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与人们渴望个性解放的要求必定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之下，男尊女卑的世界开始倾斜。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乡村生活与社会历史叙事的紧密缝合——评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

在乡土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对接中,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对1960-1990年代的中国乡土进行了颇具现代内涵深度的审视.在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里,乡土是丰富的社会历史存在.他是要从乡土审视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又是从时代沧桑中发掘乡土的“常”与“变”.通过对乡土的多重性观照,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块更加真实、鲜活然而也伴随着深重现实苦难的中国乡村大地.     

明儒赵贞吉之行履实录及著作

赵贞吉不仅是明代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亦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和理学家。就其学术思想而言,早年沾溉阳明学说颇深,其思想倾向应属王门心学系统无疑。时下研究赵氏之专著不多,其代表作《赵文肃公文集》屡经翻刻而得流传至今,嘉惠士林。本文拟就赵贞吉之宦履行历及著述作一探述,以见其在明代学术思想界及政治领域中之显赫地位。     

王阳明环境育人思想的现实价值

王阳明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教育作用,特别留意用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社会环境来感染人,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这与现代德育环境论中某些理念不谋而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借鉴王阳明环境育人思想,在现时代德育教育中,我们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全力优化社会宏观环境,精心构建健康的微观环境,从而切实提高德育教育的渗透性和实效性。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