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与山越

<正> 孙吴营建独立政权的公元2世纪与3世纪之交,江南地区仍为少数民族的山越所割据。可以说,孙吴政权不与山越进行全面抗争,便不可能扩大和强化其统治势力。不仅如此,如陈寿所言:“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三国志》卷六十评曰条,以下凡引自《三国志》的资料,均仅标出卷数)山越的存在以及其与孙吴的对立关系,严重地制约了孙吴的对外政策。作为孙吴敌对势力的曹魏政权并没有忽视这股势力的存在,进入3世纪以后,曹操经常企图与山越接触。本文旨在具体地考证曹魏政权与山越的接触情况,论证这一     

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

岳麓秦简所见的“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部分行政官员的统称,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机构和官称。“执法”与“二千石官”有密切联系,在中央包括内史、御史、廷尉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以上长官与其属吏组成了“执法官”,亦即广义上的“执法”。郡制实行之初的意义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郡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推行并监督政令的实施以及接受县级政府的政务汇报,实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这是地方执法仅见于郡级行政机构的原因。中央执法与郡执法的存在虽体现出秦治理国家的“内外之别”,但二者在行政中仍具备程序上的一致性,显示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后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支配与限制。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汉朝对金城的开发与建设

“金城”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一语,时在武帝元狩年间。初为城名,后为县名、郡名。本文所说的金城,不限于县,也不指郡,约以今兰州市辖区为主,同时也涉及附近的一些地方。     

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

<正> 汉武帝时开河西四郡,首先是为了打开东西交通道路,所谓“以通西北国”,即是指此。其次是为了隔绝羌、胡交通,所谓“断匈奴右臂”,即是指此。但四郡建置年代,当时记载,颇不一致。据《汉书,武帝纪》: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众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朝鲜王朝慈城、茂昌、虞芮三郡设置考

朝鲜王朝北方“四郡”问题在中朝边界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深入考察慈城、茂昌、虞芮三郡的最初设置问题,是探讨“四郡”相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1433年,在“癸丑婆猪之役”发生后,随着朝鲜王朝对以鸭绿江上游南岸为重点的平安道边防布置全面深入的开展,作为朝鲜王朝在鸭绿江上游南岸进行全面开拓的“急先锋”及“领头羊”角色的闾延郡,便开始了对其所属广袤辖域进行分割细化的历史.1433年,在此辖域最西部首先增设慈城郡;1442年,在此辖域最东部又新增茂昌郡;1443年,在此辖域中部西半部分即慈城与闾延邑城之间更加设虞芮郡;由此,分割后的闾延郡辖域,此后仅剩余其此前辖域中部东半部分.显然,这种逐步分割辖域的过程,就是深入开拓鸭绿江上游南岸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王朝最终得以彻底实现对这片地域的完全占有.     

《宋书》考疑（一）

《宋书》考疑（一）丁福林《卷五·文帝纪》（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版点校本，第８３页）按：上文记四郡遭水而以米赐“五郡遭水民”，...     

“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

(一)“敦煌”一名,以它丰富的文化宝藏远播海内外,但这一名称的来源如何,至今未能解决。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引张骞的出使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一语。《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又略加发展,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史家、方志编纂家所引用。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

邢润川、杨文衡《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利用史略》一文说:“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则说:‘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见《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99页)但查遍《汉书·地理志》也找不到这句话。作者可能是误信了前人旧说而未加考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余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物类十四沿袭朱弁之误说:“按《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生石可燃,为薪”。张萱《疑耀》卷二则全同《中州杂俎》。     

东魏、北齐的食幹制度研究(下)

据上述关于“食幹”的三十五个例证,可知“食幹”制的具体内容存在如下特征: 首先,官吏“食幹”有类别的划分: “食幹”制规定官吏的“食幹”,有三种类别:一日“食州幹”,如斛律金之“食齐州幹”、斛律光之“食赵州幹”、段韶之“食沧州幹”及侯莫陈相之“食建州幹”等即其例证。二日“食郡幹”,如祖埏之“食太原郡幹”、鲜于世荣之“食上党郡幹”、元景安之“食高平郡幹”及卢潜     

关于诸葛亮“南中”留兵的研究

一在三国时代。所谓“南中”。约略当于现今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相连一带的广大部分地区。即如现今的云南昆明,也包括其中。而且是“南中”的重要地方之一。诸葛亮进兵“南中”前,那里共有四郡:即永昌(云南保山县)、越嶲(西康西昌县)、牂牁(贵州平越县)、益州(云南晋宁县)。“南中”的战争结束,又从旧郡中分设有云南(云南姚县北)、兴古(贵州盘县西)共为六郡,总称“南中”,仍由庲降都督总摄之械娜思由现焯?四川宜宾)郡,称为“南中”七郡。     

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

《汉书·地理志下》:“西河郡,户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在临河24郡国中户口数位列第12,除北边西边长城防线10郡外,户口数多于弘农郡与信都国。西河郡所属,“县36”,其中16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谭其骧主编,下同)以为“无考”。是为西汉诸郡中无考县名最多的一郡。     

六朝江州诗考论

江州地区是六朝重要文化区之一,诗歌创作亦随之兴盛。江州文化分为由豫章、寻阳、鄱阳、临川、庐陵、安成、南康等郡组成的赣文化区和以晋安、建安等郡构成的闽文化区。寻阳郡是江州诗歌最多的地区。陶渊明是创作诗歌最多者,是六朝时期少有的长期居于故乡并在此大量作诗者。这也是江州诗的特色之一,并与之交游者形成寻阳隐逸诗风。由于寻阳的地理位置,此后代有诗人经过此地并作诗,在江州山水和固有诗风歌的影响下,形成哲思濬发、清新晓畅的风格,对于南朝诗风走向清新自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闽文化区中晋安诗歌最多,主要是江淹为吴兴县令时所作,颇受闽地独特的风光、物产影响,多有楚骚之风。对江州诗歌的考析,亦为六朝诗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的基础。     

六朝江南交通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特点

自古就有“路可观政”之说,交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兴衰发展的一面镜子.六朝运用政权的力量,大量的增辟长江流域以南新的交通线路,逐步形成以建邺(东晋改称建康)为中心向长江流域以南广大地区辐射的交通网络.先谈以建康为中心的陆路增辟新线.六朝大体承继秦汉江南已有的驰道基础,又新辟筑了将近二十条可通古代车马的大道和多条可供军运和商旅往来的不规范化的陆路交通线.依照《南京古代道路史》一书考证,参阅其他文献记述于下.东吴为征讨安抚山越,补充其大量的劳力和军力,开通了山区道路,为实施屯田备战的战略计划,增筑堤塘道路,为控制各州、郡、县,开辟了城、镇、邑间的道路.赤乌三年(240年)四月,“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     

《旧唐书·地理志》勘误(续)

茂州州叙 :“隋汶山郡。武德元年 ,改为会川 ,领汶山、北山、汶川、左封、通化、翼针、交川、翼水八县 (原文作“九县” ,据“校勘记”改 )。其年 ,割翼针、左封、翼水三县置翼州 ,以交川属松州。……贞观八年 ,改为茂州 ,以郡界茂湿山为名。仍置石泉县。……旧领县四。”(《旧唐书》卷四一、16 88页 )这段叙文 ,三处有误。第一 ,武德元年所领之八县中有“北山” ,误。武德元年所领八县 ,皆为隋县 ,据《隋书》卷二九、82 3页 ,汶山郡领县中有“北川”而无“北山” ;《新唐书》卷四二、10 84页亦载茂州曾有“北川” ,显然 ,叙文中的“北山”…     

试论瑶族族源的几个问题

瑶族居住在我国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一百五十多个县(市),共有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关于瑶族族源问题,古今中外的史学工作者曾作过了大量的研究,也写过不少的专论,但是,看法不仅不统一,而且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以前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源于“长沙、武陵蛮”;另一种认为源于“五溪蛮”;第三种认为源于“山越”。近年来又出现了“多元论”,认为瑶族应包括以上三种来源。本文拟将自己在最近参加《瑶族简史》一书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向同志们求教。     

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史料显示 ,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 ,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庸部、曹部等应为公之封国 ,取义于《诗经·国风》 ,属“诗国十五”。王莽始建国四年设东南西北中五部监 ,各监 2 5郡 ;同时还另有 1 6个公国 ,即“诗国十五”加定安公国 ,它们半数置牧而半数立监 ,与州牧同级 ;天凤元年每五郡置一监 ,共 2 5郡监 ;地皇二年 ,又为九州及十六公国设置了牧贰、监副。     

“何志”并非东莞太守

<正> 有一篇介绍香港地区古代隶属关系的文章,谈到东莞郡宝安县得名的由来时说,“……而其首任东莞太守之何志,盖即曾先任司盐都尉者”,认为历史上第一任东莞郡太守姓何名志。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东莞郡是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三三一年)建立的,下辖宝安、兴宁等六个县,郡治在今日宝安南头。这里历来是一个产海盐区,东吴时开始设立司盐都(校)尉管理本区盐业,这一盐官也长驻南头。东莞立郡之初,首任郡太守是由原日的司盐都尉转职的,但首任太守姓甚名谁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