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钱茂伟教授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三大块，分别称为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凡24章。传统史学的研究，有通代史与断代吏之分，有体裁之分，有官修与私修之分，有庙堂与江湖之分，没有形态之分，至今未见将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形态加以系统考察的专题著作。     

回应挑战 启迪深思——《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读后

最近，笔者拜读了韩震教授与董治河博士合着的《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一书，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一部前沿之作，是中国学者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郑重而系统回应的有分量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全书具有内容充实、线索清晰、引述宏富和表达明畅等特点，并从多方面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了回应。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实录体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

中国学界关注实录并对之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可是，对于代有修纂、规制宏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实录来讲，以往的研究显然还非常薄弱，系统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如今，谢贵安教授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出版了，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厚重之作，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讨，还是微观的细节考订，都多有创新，值得重视。     

转换视角,深入挖掘史学民族精神的创新之作--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评介

陈其泰教授的新著《史学与民族精神》具有转换视角 ,创辟了“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新途径 ;深入挖掘史学中体现的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 ;对中国史学演进规律提出新看法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 ;以及采用个案研究与总体认识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 ,创立史书编撰的新体例等特点 ,是在新形势下研究史学的创新之作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员）一、史学史与学术史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范畴：史学学术史。我国学者一直注重对学术史的研究和撰述，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到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古代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

1919—1937年,中国史学进入了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支新军异军突起,它与旧史学相斗争而发展,在批判地继承旧史学的基础上成长壮大,成为史学阵营中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当代中国的史学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它的不少方面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及其史学研究;因此,探讨和审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构成、特点与局限,求得对它的历史理解,将有助于当代中国史学改革的深入。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近代史学期刊为视角的考察

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史学创新与历史研究──关于发展当前史学的思考

编者按：世纪之末，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史学创新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领域不断出现，学术领域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识到，史学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某种危机，史学唯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要求。如何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每个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史学创新与史学研究这一话题，本刊编辑部特约请北师大、首都师大、安徽省社科院、徐州师大以及本院历史系等单位部分专家学者进行笔谈…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传统

毛泽东酷爱历史,熟读史籍,曾有志于史学研究。虽然他未成为专门的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却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传统悠久而丰富,其中不乏耀眼的精华。毛泽东从指导中国革命出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关注,使“通古今之变”,“以古为镜”等史学传统得以光大;他提出的“读史必重近世”与“实、事求是”等主张, 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改造和继承。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与西方历史学不断趋新相比,中国历史学可能略显沉闷。在西方,传统政治史早已冷寂,一度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亦遭到更后起的“新文化史”之挑战。相对而言,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居于首席的仍是政治史。这也难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政治史的资源实在太富饶。姑且不论那汗牛充栋的史料,     

汤因比史学新论（笔谈）

历史活着？是的，历史活着，那么历史学家的良知与睿智也将是常青的，它将穿越时空，连接东西，启示世人，教育后代。汤因比就是这样。汤因比作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家，在我国颇具知名度，其思想不仅在学界争鸣不已，而且其著作在坊间广为流传，比如他的“挑战与应战”之术语，也成了人们的常用话语。本辑文章就其史学思想进行研讨，其当代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我们要以“汤因比史学新论”为题组织笔谈之缘由，《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同仁，慧眼识题，迅速而成功地促成了这一辑选题的问世。学术创新，或据新材料之发现，或依视角之转换，所谓“新论”云云，也就是这个意思。本组笔谈，辑文五篇，需要指出的是，除我之外，皆出自青年之俊域，这些文章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学界对汤因比研究的水平，犹如带露的朝花，去迎接春天。我期盼着他们的成长，在秋日里丰收。至所望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

王文光、赵永忠在《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中撰文指出，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他首先提出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并在1900～1923年间，不断研究、总结，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观点，使之更加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形成了公认的中国民族史学科，从而丰富了中国史学的内容，同时也显示出梁启超的史学研究是以民族史为中心的。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