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州县内部监察机制研究

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吏。其中在州级置有录事参军和录事,在县级置有主簿和录事,他们均为负责监察官吏。此外,县尉虽不是专职监察官员,却负有对乡里胥吏的监管之责,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监察体系。     

唐代御史台“黄卷”制度考述——兼论御史台三院的层级秩序及内部管理机制

"黄卷"是唐代御史台内部管理的一种文书形式。围绕着黄卷制度,唐代御史台形成了严密的内部管理机制,其用意在于以制度的形式规避监察过程中官僚政治的惰性因素。由于黄卷等制度的影响,御史台形成了一个四层式的等级结构,实现了官品之外的权力分配模式。     

唐代御史台对官吏的弹劾

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唐代的御史制度颇具特色。“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唐代御史台的主要职能就是弹劾百官,亦即行使现代监察机构的所谓弹劾权和纠举权。研究唐代御史台弹劾官吏的提出、对象、依据、程序、仪式及效果和作用,不仅为深入研究中国法制史之所必需,而且对今天建立和完善新的监察制度也具有“以史为鉴”的重要现实意义。     

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

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了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其中在藩镇使府中置有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合称两使判官,此外还置有孔目官,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监察体制。两者的分工是:两使判官主要负责监察事务,孔目官主要负责文案的勾稽,从而达到对政务监察的目的。     

元代江西官吏制度管窥

元代江西官吏制度管窥袁志筱元代官吏制度，由于民族、文化等诸方面原因，与历朝有所不同。元地方政权实行台、省、院三足鼎立。辖江西的台、省、院分别是：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派出机构，除监督江西地方行政外，还监察浙江、湖南两省的地方行政...     

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是其诸多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然而在宋代司法与行政区分不甚明显的政治体制下,大理寺的司法审判常常受到皇帝、中枢机构(宰执)、权臣的制约与干预以及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监察机构的监督与驳正.在这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环境中,大理寺很难做到依法独立审判.     

试论宋元的监察制度

宋元时期的监察制度,虽多因袭前代的制度,但在前朝的基础上,经过益损,更趋于完善,组织更加严细,权力更为扩大,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由于监察官兼职过多,监察官吏不重视政治品德,因此,监察组织不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一、宋代的监察制度。 宋代的监察组织虽沿袭唐制,但在许多方面与唐不完全相同。宋在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台长官是中丞而不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多为兼职,无正员,无实任。如《宋史职官志》记载: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员,止为加官,检校官带宪衔有至检校御史大夫者,元丰官制行,亦并     

浅议金融效能监察

监察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我国监察工作的本质所决定的。银行不仅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而且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是国家的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因而金融监察除执行正常监察任务外,并有着特定的对象和内容。为充分发挥金融职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金融监察部门对本单位、本系统进行效能监察,不仅体现了监察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也是在我同新形势下赋予监察部门的任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一、金融效能监察的对象与重点 1、货币政策的效能监察。当今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而制定的,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这是宏观调控不可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成效、问题与优化路径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旨在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进而消除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全国各地推进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实践探索成效显著,主要表现为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和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工作制度不断完备。当前,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实践探索仍存在组织形式不尽合理、工作制度不健全、合法性基础不牢固等问题。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应以优化组织形式、强化配套制度供给、厚植合法性基础为着力点,从而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唐代监察权运行中蕴含的制衡理念

古代官僚制度发展到唐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即机构和机构内部之间的互相独立以及分权制衡。唐代御史台监察制度也是如此。其之所以成熟完备,是因为监察权力运行机制相对于行政乃至于君主的独立性。它将自身、行政甚至君主纳入了互相制衡的结构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在唐代监察与行政构成的分权制衡结构中,二者的权力界限较为分明,而君权却与之不同。一方面君权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同时君权又置自身与监察、行政的分立制衡结构之中。同时,唐代在监察机构内部也建立了独立和多层次多维度的制衡体系。这种分工明确、权力集中的独立有机监察体系尽管有其弊端,但其相对独立和多维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运行制度确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文明的传承。官僚制度自身的发展逻辑,唐代较其他朝代为开明,机构之间和监察机构内部之间的制衡尝试出现在这一时期并非偶然。     

金代宗室管理制度考论

金朝十分重视对宗室的管理,设专门管理机构大宗正府,职掌修撰玉牒、监察训导宗室、宗庙祭祀等宗室事务;宗正官基本上由宗室属亲者担任,但也适当参用世戚勋旧。另有御史台、太常寺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也兼理宗室事务。这些兼管机构与大宗正府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从不同方面实施对宗室的有效管理。鉴于宗室也是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金朝统治者对宗室还采取了诸多政令上的防范措施。     

明行人司机构性质辨析

行人司作为明王朝的中央级行政机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外交衙署,行人则被认为是专职使臣。但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就行人的职能看,其非外交职能的内涵远远大于其外交职能。行人虽然职低权微,但升迁却很快,如给事中、御史有缺,多先从行人中选拔。行人在出使过程中,也颇受所至地方官员和首领的礼遇,因此使得一些机构的官员对行人很是羡慕,甚至千方百计侵占其职能,寻求出使机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是因为行人司系皇帝特使机构的这种特殊身份,才使得行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能收获颇丰,也才使得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概念、模式和功能选择——对政府政务公开二十年的追踪研究

在中国,公共权力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机关和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拥有及行使的权力.政府政务公开是国家机关公共权力运行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实施二十年.二十年来,政府政务公开即公共权力的公开,不仅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全面发展,而且公开的概念、公开的模式、公开的功能选择都在不断深化.在重塑政府施政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设公务员队伍,优化政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了解政府政务公开发展的历史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探索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一般规律.     

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调和各方立场,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美国使会议无果而终的企图。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使中国南部边境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抓住机会,积极展开灵活的外交活动,使中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善,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并打开了日后长达十几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使中美两国有了一个直接的正式沟通渠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清官"考辨

本文考证了从循吏、清吏到清官的名词演变,指出古代清官中大多数不仅生活清苦,而且在官场中也大都是蹭蹬不得志,在古代人治和等级授职制下,十官九贪,指望依靠一个或少量清官反贪,不过是痴心妄想。本文着重说明了清官与公仆的区别,强调了贯彻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对于惩治贪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社会生活中的契约机制刍议

社会生活从运行过程和运行模式或运行机制上看,不过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社会成员之间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或者共同的目的而进行的不断订立契约、并不断履行契约的活动过程。社会契约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对于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运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有一定的维系作用。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