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语言试验

中国方块汉字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是中国历史演变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汉语文学书写工具。声音永远走在文字的前面,晚清以来白话新诗在靠近言文合一方面进步显著,但也难以真正一致。如何在新诗中书写和呈现现代口语,仍是诗人们面临的书写难题。方言入诗作为现代新诗贴近口语化的尝试,在语汇与句式上都有不同诗人群体的探索,具有地域方言的语汇和句式成为不同类型方言诗歌可供辩认的有效标识。为了便于普及化和经典化,不同版本给方言诗歌添加注释,形成了方言入诗特定的版本注释文化。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论——论袁可嘉的诗论

袁可嘉的诗论即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总的来看,它深受西方诗潮的影响,并几乎论及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堪称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总结;同时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直接针对着中国现代诗坛的"现实",堪称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诗论。     

《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学的双重意义

在1926年4月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上,闻一多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的发表是中国诗学界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理论事件。《诗的格律》的发表在中国诗学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闻一多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第二纪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从此时起,一种被称为“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消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主要格局,悄然成为注定的理论模式出现,它深远地影响和牵扯了中国现代诗学大部分的视线和精力,深刻地左右和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建立的思维路径、创作的走向以及理论的品质。     

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以卞之琳为中心的研究

卞之琳认为新文学(包括"新诗")在产生的过程中,外来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西方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来实现。在"格律体"、"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三种翻译方式中,卞之琳最为看重"格律体"。他提倡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写作和翻译实践中实行自己的理论。卞之琳对外国诗的翻译和研究,经由他自己的写作和理论,促进了中国新诗在格律化方面的探索。通过卞之琳这一个案研究表明,尽管新诗的发生和发展确实受到了外国诗的影响,但新诗也仍然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现实的产物。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上)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跨越异域的彩虹——瓦雷里与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范畴,代表着艺术家对艺术至善至美至纯理想的追求。在西方纯诗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瓦雷里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他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是纯诗理论的代表。20世纪20—30年代,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也受到了中国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梁宗岱、李健吾、曹葆华、戴望舒等把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译介到中国,希望以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的目标和归宿,最终实现中国新诗向艺术本体的真正回归。与此同时,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彰显了充分的主体意识,赋予纯诗理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而推动了纯诗理论的中国化,也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新诗现代性品格的三个维度

新诗现代性问题是新诗研究史上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以及理论预设的理解.从新诗写作语言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呈现为三个维度:新与变的维度、 语言构造的维度和综合心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奠定了新诗不同于古典诗的现代性品格.     

谁的“现代”? 怎样的“诗”?——论现代新诗的基本立场与平台

百年新诗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基本同步,因而对新诗的种种争论和探讨,便不能脱离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认知与感受,不能脱离于新诗作者自身的现代生存体验,而不必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子下亦步亦趋。对于新诗,怎样的言说才是有效的?我们能否寻求和拥有一些基本的立场和视角以便共享一个最基本的对话平台,而不是让争论成为新诗资源的不断内耗和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现代新诗的"现代"与"诗"就是这样的"平台"之一,这样的寻求有时并不在别处,它就在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起端。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

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纯诗"追求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提出了"纯诗"的主张,强调新诗的本体地位,坚持在感情世界与哲理殿堂中挖掘诗,创立有意味的现代自由体诗形,在"化古"与"化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纯粹的现代诗歌.现代诗人对于诗歌"纯粹化"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诗艺术的精进和成功.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新诗能向古诗学什么

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原因在于它涉及新诗发展的方向.不管怎么说,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新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其合理性,但新诗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走上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新诗的西方特征表明新诗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的学习空间,而新诗能向古诗学习的地方正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诗相比独特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古诗由于"兴"的神奇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又使中国诗对自然采取平视的态度.这都是新诗首先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