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

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清初文论中“情”的范畴浅析

传统儒学中“情”的内涵是变化发展，而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清初王夫之把“性”与“情”规定为体用关系，提出性情相需，他的文学情感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渔、金圣叹、陈确等批判理学强调道德理想而压抑情与欲，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矛盾。     

人的“神圣性”的根源——兼评芬格莱特眼中的孔子思想：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的神圣性来源于礼的神圣性。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正如芬格莱特所理解的,孔子的“礼仪”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和神圣性的不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芬格莱特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是有根据的。     

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

"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孔子对"仁"与"礼"关系的探讨,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基础.后世儒学,或者注重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或者注重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到宋明时期,便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峙.     

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探索

孔子的学说里强调最多的是“仁”,“礼”其次。在《论语》中讲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难怪有些同志说:“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孔子思想的范畴是‘仁’而非‘礼’”。本文亦以“仁”学作为重点,对孔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一点浅见。关于“仁”、“礼”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纷纭。在我看来,从伦理学角度而论,“仁”是指人与人关系间的思想原则,“礼”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前者是伦理,后者则是道德。故本文论“仁”不论“礼”。     

论荀子“礼以养情”的性情观

荀子性情思想的基本特征为即情显性、性情一体,即“性”通过“情欲”和“情感”发显出来.荀子从“情欲”的自然必然性出发阐释了对待“情欲”的两种态度:“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并认为“情欲”的多寡不关乎道德,而如何求得“情欲”的满足才是道德之根本.荀子进而提出“礼以养情”,以“礼”对自然情欲进行规约,又使“向善之情”成为践行“礼”的精神动力,由此成就了“礼”的情理精神.     

孔子人性思想发微——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中心的考察

“性相近 ,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 ,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它既意味着孔子对国民阶级的承认和肯定 ,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孔子的复古立场。孔子极力强调对成仁为人的重要意义 ,认为“习”礼、践礼是人成仁人君子的唯一必由之路。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孔子“性相近”说的历史诠释与思想新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论语》记载孔子人性论思想的直接材料。历代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诠释，这些诠释虽然都掺杂了时代和解释者本人等方面的因素，但也从某些方面揭示了“性相近”说的某些内涵，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性相近”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要真正理解“性相近”说，除了历史诠释外，我们还需要结合《论语》和其他相关材料。从《论语》及相关材料来看，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人性的先天情感和后天学习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人一出生就处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之下。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关系，这说明人天生就具有孝悌等情感，这也是实现仁的前提和基础；但仅仅具有这种先天情感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成就自身、完善自身、实现仁德。     

试论朱熹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一)孔子儒学的贡献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试论孔子思想及其政教一体化思维

孔子的一切思考都从西周以降的文化传统出发。他通过在“礼”与人情感间建立内在关联,又通过将这些情感归结为趋向于“仁”的先天潜质,达成了礼与仁的融通,将礼抬升到人本质的高度。站在人本质的立场上观照政治问题,孔子便将政治理想与宗教人伦理想整合于一体,也将宗教人伦实践直接落实为政治实践,其治国手段的人治主义倾向是将政治宗教人伦化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政教一体化思维理路,使孔子和儒学具有了文化价值系统和政治思想的双重品格。     

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行”

<正> 过去我对于孔子有时把“仁”放得很高、有时又把“礼”放得很高、有时似乎又是天命最高感到不解,对学界关于“仁”、“礼”关系的纠缠也有迷惑。近日偶读《论语》诸书,顿然有悟,深感孔子之言“仁”、言“礼”、言“性与天道”,皆落脚于一个“行”字。孔子颠沛一生、孜孜不倦,为的正是这个“行”,“行”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日月之光:孔子儒学

儒学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与我们每人筋骨相连;现在强调传承儒学精华,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需要、民众的期盼;儒学以“以仁为本、以礼为序、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观;并追寻“以乐为美”的“乐道”人生观;儒学铸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儒学在新时期必须溶入现代,创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灵魂为特征的现代儒学;并要努力构建“民众儒学”、“实践儒学”,使其通俗化、鲜活化,与孔子进行心灵交流,净化灵魂.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鲁学”初论

<正> 1.“鲁学”的涵义:区域儒学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的发展不只是纵向的传授、祖述,另一个具有同等意义的发展方式,是儒学在地域上的传播、拓展。纵向的传授,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构建起绵延不绝的发展世系;横向的传播,由鲁播及卫、宋、梁、齐,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拓展了儒学的覆盖面,形成广袤的“儒学文化圈”。研究儒学,不仅要研究儒学递嬗的历史,研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朱熹等儒学巨擘的思想,也应研究一下儒学的地域传播,从空间观上来把握、体认这一伟大的文化事象。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