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农民身份的制度变迁——兼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在农民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身份制度经历了三次变迁,每一次变迁意味着农民身份有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农民身份将向何处去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     

试析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极为显著,两者相辅相成.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唐中叶,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在经济制度上则更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已取得的相对自由.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我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和长期从农业拿钱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日积月累形成了今天的"三农"问题和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尽快解决"三农"问题,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最后是推进城镇化进程.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国家发展战略理念的再一次转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民大国,虽然改革以来中国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过分悬殊,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十分突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城乡统筹问题.中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实力. 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     

发展本体论——论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的三重历史目标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快速发展的主渠道,其进程已经达及深水区,亟需辨明本体才能校正航向.可以从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阐明改革发展的本体意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本体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以现代化为方向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其本体意义在于同时面临扬弃“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双重历史压力；而当前发展实践的本体目标则在于立足人的存在方式的演进逻辑,超越官本位等顽固文化价值,规避“片面现代性”,构建具有现代社会基础的优良社会生态.     

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化代宗教"的策略.这种研究模式几乎主宰了三十年来的宗教研究论著,但是也呈现了宗教文化的化约论、功能论以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知识论倾向,最后以"弱文化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失.人们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文化,但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宗教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具有彼此认知的义务,它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宗教文化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社会化",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才能进入公民文化的建设领域,并且,宗教文化只有获得公民文化的身份,才能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制度革命: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解放,它实现了农民翻身作主人的愿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现了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然而这两次解放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要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必须进行包括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土地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革命,以实现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当代中国农民的健康权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1949年以来,中国根据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不同的身份,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城镇建立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干部和工人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则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向解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借鉴世界各国医疗保险的基本经验,从宪法的高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尊重、保障和实现亿万农民的健康权和社会保障权,是中国医改的战略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生活契约化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国内十年公民资格理论研究综述——以知识引介、本土转化为线索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农村社会发展:基于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由国家推动的,以市场机制和制度为路径依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转型也穿透到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在政治连续性背景下的社会生产方式转型、城乡一体化方向下的农村社会再发展、加入WTO以来农村经济的全球面向、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第三部门发展的多样化取向等方面。农村社会的市场转型对农村地区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对于市场机制的全面普及、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化、公共服务供给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中国文化的转型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加强对文化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提高对文化变革的认识,自觉地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社会转型呼唤文化的转型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过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那次转型,是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由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即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第二次,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夕,是由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第三次,是从建国开始到现在,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灵魂和内核。它作为一个严密、庞大的价值系统，是中国人留下的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一次亘古未有的猛烈冲击，面临一次真正彻底的改造。究竟如何用新的时代精神改铸它，更新它，使之向现代新型价值观转型；又如何看待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引起的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全面转型，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课题。一、社会转型对新型价值观的孕育与论生价值观是文化精神的硬核，是一切观念的核心。它为人们的一切价值判断提供准则、理想目标…     

转型收益分享的身份决定机制:偏差及其矫正

身份标定了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获利方式.根据身份配置资源、分配收益和分摊成本,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转型收益分享机制--身份决定机制.由于身份的非选择性和身份转换障碍,身份决定机制因而成为产生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转型收益分享机制.     

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园"是探析周瘦鹃身份转型及其转型态度的视窗.他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得到了他的心理认同,其心理变化的轨迹隐潜于他的中晚年时期对"园"的态度的渐变中.青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在心灵深处被唤醒的阶段:"园"成了周瘦鹃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文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游园中的交往建构起他的社会评价系统,"园"及"园"的相关意象建构起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系统.中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阶段:"园"侧重"园林化"的家园,"园"作为饱含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赋予周瘦鹃以园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园艺家和园艺散文家地位的确立,使周瘦鹃完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向,在各项社会主义实践中认同了自身的园艺家身份,真正完成了园艺家身份的转变.     

推动与制约：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双重作用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 ,农民的状况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趋势和进程。在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农民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 ,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力量。这种双重作用是由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决定的。只有实现传统农民的身份转化 ,才能消除农民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农民身份转化将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