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家庭建设——以山东省为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家庭的建设。依据相关问卷调查,从婚姻家庭观念、家庭成员关系、家庭与邻里社区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和谐家庭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构建和谐家庭的对策建议。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基于上海的观察与反思

转型期的中国在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经历了急遽变迁.文章以上海为例剖析了其在家庭,家庭政策的理念、对象、主体和过程等方面的变迁,剖析了中国家庭政策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所经历的转型与挑战.整体上,上海家庭政策相对改革开放前表现出一定的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它所衍生的政策意涵是,中国亟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新认定家庭的价值,尊重家庭的多样性,并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态视角下重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政策.     

“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

留守儿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前农村社区中具有普遍性。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其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以家庭为本,将留守家庭作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着眼点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

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回应现代化压力的过程中,农民以具有绵延性和伸缩性的家庭为单位完成发展性任务。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围绕着家庭总体目标的变化发生了剧烈转型,以三代直系家庭为单位,开拓出"一家三制"的弹性家庭结构,年轻男性在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在县城陪读,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城市是生产中心,县城是发展中心,而乡村是保障中心,三者是有机互联,形成了具有整体目标导向的"发展型家庭秩序"。在城乡关系的硬约束下,农村家庭成员被分散于城乡各处,但彼此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多空间中保持着完整的家庭结构与功能。在回应现代性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时,农民家庭呈现出较强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共同服务于农民家庭的整体发展目标。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论当代家庭伦理建设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建国方略以来,国家坚持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方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关于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议及后来由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中都提到加强建设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任务.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及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继续提出了建设家庭美德的任务.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6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发表的纪念文告中指出:家庭作为最活跃的社会细胞,把个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它必须适应全球的迅速变化.当代中国家庭面临近20年的社会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迅速变化的世界,它极其敏感地在作出适应和调整.正如马克思说过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家庭变迁视角下的现代家庭伦理的困境与突破

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的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关系由此受到巨大冲击,继而引发了当代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伦理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社会的巨大变迁带来了家庭的变迁,家庭的变迁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动,而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动,不可避免地使得家庭功能发生了弱化.家庭功能的弱化让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力日益减弱,导致现代家庭伦理陷入困境.探寻现代家庭伦理观念陷入困境的背景,构建维系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新的现代家庭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试论当前高校辅导员面临的挑战

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网络化信息资源的丰富、就业形势的不断变化等都构成了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辅导员应紧跟时代潮流,采取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对策问题

养老涉及经济或物质的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养老支持力”来看,所谓家庭养老是指“养老支持力”主要来源于子女、老伴或亲属的养老方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正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家庭规模正向小型化发展,其次是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有所削弱,最后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使家庭养老的负担加重。因此,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外移和替代是一种客观趋势,今后,除了必须强调我国当前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外,还应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和助老事业     

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转型社会的家庭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变迁趋势,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一方面,家庭本身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充满风险,另一方面,家庭自身所要担负的责任却越来越重。家国同构的治理逻辑使得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1)国家制度法规中的家庭缺位;(2)国家制度背后家庭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3)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家庭界限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这反映了一种功利性的国家主义立场,极大地损害了家庭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利益,也制约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转型社会走出家庭困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对现有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家庭进行重新定位,确立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构建一个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同时在主流社会和媒体中倡导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家庭观。     

我国农业家庭承包制理论和政策的演进轨迹

文章就我国农业家庭承包制理论和政策的演变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从中揭示了我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变迁轨迹。文章最后指出,面对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了突破二元结构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改革的新思路,这必将使农业家庭承包制在农村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回顾与相关问题探讨

近30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经历了三个相对明显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是以内容与类型研究为主,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研究为辅.面临的问题是概念模糊、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基本价值理念缺乏、视角研究不足及核心问题研究难.为此,在家庭政策研究中应明确概念,拓展研究动力源,在政策中纳入家庭理念,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以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为目标.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实施与完善家庭服务政策

家庭服务,从广义来说,指与家庭成员生活有关的事项;从狭义来讲,主要是指政府为缺乏独立生活能力、需要依赖他人的家庭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看护、照料、护理、康复及教育.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家庭服务都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继国民经济保障之后,必然着眼、着力的内容.     

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及提高迁移者家庭福利的政策分析

新世纪以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态势。有关研究的关注点需要从重视劳动力迁移为主过渡到以家庭为中心的迁移研究。迁移者的家庭生活和迁移过程形成紧密的互动:一方面,迁移是内嵌于家庭体系和家庭过程之中的,"家庭理性"是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的重要决定机制;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作用于家庭,可能造成家庭分离的增加,迁移作为生命事件也会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过程,从而对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发展产生影响。当前的社会政策多是基于劳动力迁移做出的,家庭迁移实际上很少进入相关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建设时,要完善"家庭友好"的迁移政策,同时要注重迁移者家庭整体福利、家庭发展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