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     

苏南土改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苏南土改中,中国共产党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政策照顾,并把土改运动作为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苏南土改的顺利进行,而且有利于实现中共入城之初争取知识分子的策略。这是中共建国后改造知识分子的第一步。     

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中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是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苏南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复杂,地少人多,平均占有量少,工商业及副业发达,又兼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义田、义庄、义仓、义宅比较普遍。因而苏南农村虽然也存在封建剥削,但在表面上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不强,给土地改革的发动带来了困难。针对苏南农村的特点,苏南区委对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制定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斗争过火和错划、漏划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苏南区委对此偏差进行了纠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苏南土改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斗争,消灭了地主阶级,摧毁了苏南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了农村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苏南土改中的农村公地问题

苏南地区公地数量多,性质复杂,包括有宗族的土地、宗教团体的土地、学田和公益机构的土地,这些公地多用于救济和公益事业。如何处理公地问题,是苏南土改的重要内容。地区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公地政策,分两步处理公地,初始分配出现过一些问题,后经过纠正得以顺利完成。这一过程体现了地区领导对公地政策执行的慎重性和为苏南土改顺利进行所做的努力。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

苏南土改对富农问题的政策根据是中共中央有关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同时又针对了苏南的具体情况。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和使用的土地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他们以自己耕种、雇工耕种、出租等方式经营土地。苏南富农对待土地改革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拥护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苏南各地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了一般富农的出租土地,对富农的佃入土地抽动较大,对富农的其他财产全部保留。苏南在处理富农问题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对富农乱斗乱打和提升富农阶级成分等过左行为,但很快得到纠正。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后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仍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苏南是中国大陆保存富农经济最成功的地区。富农经济的完整保存为此后苏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1948年前后土改中的工商业问题

194 7年 10月开始的解放区新一轮土改 ,是一场强大的社会动员 ,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土改中发生了破坏工商业的严重“左”倾错误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当年 12月开始的纠“左” ,不仅制止了继续“左”倾 ,也为强化政策观念 ,保护工商业 ,平稳接管城市 ,作了必要的思想和政治准备     

演进中的苏南产权模式:路径依赖与转型——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构建一个适合产权制度框架来推动苏南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苏南产权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苏南模式"以及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这两种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近代工商业是苏南产权模式形成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强势政府"现象是苏南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惯性,苏南要依靠市场力量努力维持良好的路径依赖。苏南基层政府需要自身改革,规范民间组织发展并建立公民权利和义务对等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苏南产权模式的转型。     

台湾土地改革的几点启示

二战后,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全球公认土改最后成功的要数台湾。甚至有些学者把台湾60年代以后经济起飞的功绩归结于50年代的土改的成功。 这里简单介绍台湾土改的计划,并分析台湾土改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影响。 一、台湾土改计划实施     

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主要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例,对中共动员农民参与土改运动及农民在土改运动中政治意识觉醒状况进行剖析。笔者认为,政治意识淡薄、政治地位低下的农民之所以能够激发出高昂的政治热情,爆发出惊人的政治能量,与中共在土改中的动员和教育密不可分。政治意识觉醒后的广大农民,踊跃参加乡村各种政治组织,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成为中共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从而根本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     

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规模化经营的理论探析

南方集体林区林改以后,林地细碎化问题进一步凸显,森林资源经营主体产生了林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从经济学视角、制度学视角和集体林区特点出发,对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规模化经营进行了理论分析.从资源属性和制度两个方面探究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规模化经营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林地规模化经营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林改后林地规模化经营的推进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化与征地困局——基于农地产权视角的思考

从国家悖论与掠夺之手、土地集体所有权陷阱、征地补偿基准不能反映土地的相对稀缺、被征地农民保障制度缺失等方面入手,详细分析我国征地冲突困局的成因,并在对策总结中抓住最核心的土地产权问题进行着重阐释,提出实施限定范围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方案,同时指出土地产权问题并非我国征地困局中惟一问题,而应该以土地产权为重点,结合其他对策实施系统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共同化解我国征地冲突困局。最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土地产权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只有进行同步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兼顾的双赢局面。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和谐村区组织关系的构建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有力地促进了苏南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层面上,也构成了苏南农村社区组织建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普遍进行的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改制、经济基础的转变也必然带来农村社区组织关系的重构和制度的创新。以村党政组织为主导,以功能互补、利益互动为基础,村级党政组织、企业组织、非正式组织之间和谐的组织关系正在形成。     

从“区域共同发展”走向“区域协调发展”——对江苏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性思考

江苏省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已近20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十二五＂开始,江苏省转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共同发展＂相比,＂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广,不仅要坚持把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放在重中之重,而且要贯穿13个省辖市及各个县区,明确战略重点,创新实现机制,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注重贴近底层、关爱民生,从而在更深的基点、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开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两个率先＂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