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间的困境——预备立宪后清廷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

仿行宪政后,清廷就剪发易服问题展开讨论,试图借此巩固统治.但剪发易服对辫服国制的否定性迫使清廷继续执行严禁政策.徐锡麟案的爆发使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最终回到坚持严禁的老路.这不仅使清廷在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使社会认清了清廷立宪的真相.     

对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问题的一点思考

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产生于乾嘉之际，而鸦片输入引起的白银外流则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的事，银贵钱贱已持续了３０余年。因此，传统的所谓银贵钱贱是由于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的结论是错误的。钱价暴跌不在于银贵，而在于制钱本身。银钱比价不仅是两种货币之间的问题，而是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鸦片输入只是加重了银贵程度，加速了中国货币危机的到来     

试析白银在中国货币制度中的历史沿革

白银从明朝中后期被大量使用,到民国初期成为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发展史中起过重要作用。1933年,随着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币制,以黄金为标价单位的国际白银价格开始急剧上升。受此影响,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货币金融遭受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国民政府最终于1935年11月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从而结束了白银统治中国货币市场数百年的历史地位。     

美国的白银购买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美国从１９３４年起实行白银政策,通过购银提高了国际银价。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混乱已久,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强烈影响,银价下跌,大量外流,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与美国谈判后迫使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而美国 认为中国的新币制不与美元相联不能使它获取最大利益。遂实行放弃向世界购银的政策。使中国的币制改革再一次陷入困境,又一次迫使中国答应法币与美元挂钩,并扩大白银用途换取了１９３６年白银协定,使得币制改革得以进行。     

清朝“河工”生活奢侈,疯狂侵贪

<正>清朝治理河道衙门官员称作“河工”,乾隆、嘉庆时期,淮河下游河道淤积现象日趋严重,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的清口地段形势更是非常复杂。为此,清廷投入巨额资金,重点治理黄淮地区,乾隆朝平均每年要耗费白银二百万两,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里,治河工程费用高达一亿多两。清廷为控制巨额的河工经费,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咸丰朝币制问题初探

<正> 清咸丰朝的币制问题,向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三十年代,郭沫若为纠正《资本沦》中译本一个脚注的译文错误,专门考定了被马克思提及的咸丰朝户部侍郎王茂荫的有关情况,对同其有关的官票宝钞问题也作了初步研究。嗣后,吴晗根据清宫史料,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近年来,报刊上也曾发表过不少有关王氏其人其事的文稿,但对咸丰朝的币制问题作综合考察尚嫌不够,本人不揣陋浅,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不妥之处,请识者指正。一清代道、咸以降,由于西方的经济渗透与军事入侵,闭关锁国政策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威胁,自然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白银外流速度与日俱增,致使国内的银钱比价昂贵。道光二十三年后,清廷户部屡有入不敷出之虞,使得几任户部尚书一再向道光告急。①但当时的清廷尚有前朝结余可恃,还可开捐纳之     

论锡良处理泌阳教案的措施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将赔款分派于各省,分派于河南的赔款数额为每年90万两白银。而河南在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因连遭大旱,粮食歉收。1901年,又遇“夏秋雨泽连绵,洼地多有积水,秋禾受伤,收成歉薄”的灾情,造成全省六十州县被灾。而地方属吏的盘剥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申     

折戟沉沙 帝国之殇

<正>鸦片贸易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烟毒泛滥不仅给中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废除银本位货币改革的原因分析

1935年中国经济由于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遭受沉重打击,并导致国内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民政府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货币危机,不仅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银价骤升影响,更是中国银本位货币机制存在弊端,以及国民政府实施巨额的财政赤字政策所致。为拯救困境中的货币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此次改革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此次货币改革对硬通货白银的彻底放弃,又为中国经济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严重隐患。     

16-17世纪耶稣会在日本的贸易活动

自1549年耶稣会在日本布教以后,日本耶稣会的教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原因是日本耶稣会在布教的同时热心地从事生丝贸易以及其他被视作违反教宪教规的隐匿贸易.信仰世界的争夺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是耶稣会布教活动始终追逐的目标.为此,布教与贸易互为表里,贸易支持布教,布教掩护贸易,耶稣会成为澳门(生丝)-长崎(白银)海上贸易的中介者及组织者.这种贸易使日本白银大量外流,是锁国政策形成的经济原因.     

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试论洋务派航运业中的"抵洋"思想

洋务运动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促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但仍存在着一些抵制西方列强控制近代中国工业的自保行为。在航运业中表现为自己开厂造船,撤回洋行中的华人资金,夺回部分航运权以减少白银外流,力图与西方进行远洋航运之争。     

康熙朝的裕裸恤商政策

清廷实行恤商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后.为了发展商业贸易,清廷在平三藩战事结束后,把战争期间先后增加的有关销售领域的摊派减免了,同时严禁榷关官吏滥派私征.对满清贵族在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惩治.为使商人利益免受侵犯,即使对与吴三桂等人有过商业交易的商人也不过分追究,以免造成消极影响.康熙朝的商业政策,只是使商业经济对封建专制经济起些辅助作用,统治者无意大力发展商业.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

收到较好的效果,增加了税收收入。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印花税、所得税等,但是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政府常年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税、盐税和统税三税收入合计：１９３６年占政府财政总收入的６４％,１９３７年增加为７７３％①。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二、关于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是国民政府废除银两作为计算单位采用统一的银本位币的一次币制改革。１９３２年以后,世界白银价格回升。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政策”,造成中国银价大涨,白银外流。市面银根紧缩,物价下跌,资本周转不灵,影响工农业生产。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５．４２亿元,是近１０年的高峰。１９３５年１～９月,据５个城市的统计,钱庄减少３８．１％②,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８０％的农民生活艰难,社会经济有整个崩溃之虞。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新银元的官定正式兑换率。４月６日国民政府公布“废两改元令”,规定自即日起,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元为单位。对于出口的白银抽征２．２５％的出口税（中央银行的白银可以不付关税自由出口）。这是民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废两改元扫清了过去货币混乱现象,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统一。早在１９     

晚清烟台的鸦片贸易

烟台开埠以后,鸦片以洋药的名义进口,成为白银外流一大漏卮.直至清亡,受到山东经济结构调整和清政府政策的影响,鸦片贸易经历了从疯狂进口到逐渐萎缩的过程.本文以东海关原始档案为依据,揭示了鸦片生产贸易在烟台口岸及腹地的演变轨迹.     

浅论一八四○年间在鸦片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国际上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系列不可解脱的危机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兰时,第一强大的英帝国主义作为寻求解救危机的一大发现,便是看中了中国是一块“肥肉”,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其中以倾销鸦片为主。由于道光皇朝的腐朽统治,烟毒泛滥,白银外流,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入侵者横行霸道,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日趋严重。就在这个时候,满清政府中以湖广总督林则徐(公元一七八五年——一八五一年)为首的严禁——抵抗派认为“鸦片流毒中华”、“足以贫民”、“足以弱种”,①“若犹泄泄视之”、“则为害甚巨”,②他们坚决地主张,内惩奸贼,外抵国敌;不管是谁,只要偷运、贩卖、吸食鸦片的,都要依法制裁;治罪轻重,以对国民经济危害大小为标准。一八三八年下半年,林则徐向皇帝曼宁(即道光)奏折,十一月,林则徐被委任为“钦差大臣”,一八三九年初到鸦片进口地广州实行查禁。     

试论近代中国保险业民族本位观念的确立

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逐步发展和西方近代保险思想的传播,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舆论准备。外商在华保险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垄断保险市场,攫取巨额利润,致使白银大量外流的严峻事实,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保险业的兴起与保险立法的逐步完善,显示了资产阶级民族本位观念和行为的理性化趋向。     

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仅以防止"奸民"渡台为目的,家眷渡台可能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人渡台,清廷对于领照开始有更明确要求.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朱一贵起义更加重这一判断.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     

西医与近代中朝基督教的初传

新教传教士初到中朝时,都采用了医学传教的间接传教方法。由于他们入国的方式和行为不同,中朝两国统治者分别实行了禁、驰的政策,基督教迫于清廷的严禁和防范而借助本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日后华人诟病;而在朝鲜宽容的环境下,基督教很好地融合到了朝鲜民族的历史命运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清朝道光“癸未大水”的财政损失

清朝道光"癸未大水"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水灾,340余州县先后被淹,172州县成灾,经济损失巨大。灾害发生后,清廷的财政损失可分为直接财政损失(赈济及河工拨款)和间接财政损失(地丁钱粮蠲缓、盐课与关税免征和减少),两者合计高达2400余万两白银,超过常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由此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这次水灾确实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