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与吴文治同志商榷

读了吴文治同志《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很受启发。我很赞成吴文治同志的提议,应该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这对提高文学史和古代文论的研究水平是有益的。吴文治同志文章中的观点,有些我是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和吴文治同志商榷,并就正于广大读者。一、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特征问题。吴文治同志认为不能用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来概括一切时代、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提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真实地准确地描写实际生活来反映现实”,这个原则我是基本同意的。我补充一点意见即:现实主义不仅要真实地反映现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答邓安庆同志的商榷

<正> 《广东社会科学》今年第2期发表了邓安庆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也谈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折——兼与刘景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邓文”),对此我表示欢迎,同时对邓文的商榷意见简答如下: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怎样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按劳分配——兼与李运福同志商榷

理论上怎样认识按劳分配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直接影响到在实践中能否坚持和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李运福同志的《怎样理解按劳分配的弊病》(以下简称《弊病》)一文,对这个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表现了理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但我对于文章的主要论点,感到难于同意,现在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李运福同志商榷。     

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几点意见

《经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发表了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以下简称《论关系》),读了很受启发。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开展讨论,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这里我们谈谈对其中几个问题的粗浅意见,与孙冶方同志商榷。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关于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与何城同志商榷

何城同志写的《关于部分质变问题的商榷》一文(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比他在广东哲学学会年会和年会后的讨论中,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部分质变也存在于某些总的质变过程”的意见,现以他的文章为据,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和何城同志商榷,并就教于诸同志。     

正确评价王茂阴的货币理论——与叶世昌同志再商榷

我阅读了叶世昌同志的文章《王茂荫在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考虑了在文章中对我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文章提出的意见。他批评我“在评述王茂荫的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这个意见符合我那篇文章的实际,我向叶世昌同志表示感谢。但是对他的答辩,以及他关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的某些意见,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向叶世昌同志再提出几点商榷的意见。     

也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与刘长林、车离等同志商榷

刘长林、胡焕芗同志《略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一文,揭载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刘文”),车离同志《黄帝内经和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与刘长林、胡焕芗同志商榷》一文见于《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车文”)。这是哲学界继一九五六年任继愈先生专论《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就》①以后对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又一次认真探索,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     

评《论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与霍力攻同志商榷

1989年第3期《人文杂志》刊载了霍力攻同志《论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以下简称《区别》)一文,与我刊布于《人文杂志》1988年6期与1989年1期、题目分别是《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失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三个缺环》商榷。丝毫不需讳言,在我的文章中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不当之处,因此     

文艺的题材和性质——谈李冬生、季象图二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艺问题的争论

读了《江淮学刊》李冬生同志《略谈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季象图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一些问题》之后,想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题材与性质问题,发表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与李、季二同志商榷。一我认为李冬生同志一文的某些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以同意的;但是李冬生同志的文章有片面性,必须经过讨论予以补正。李冬生同志的这几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一、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以表现社会主义革     

《庄子》与齐——对《庄子》文化归属的再思考

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发表后,承蒙刘绍瑾先生关注,他在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的《学术研究》上对拙文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引起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再谈《庄子》的文化归属问题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的写作,是缘于对不少文章将老...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关于抽象艺术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社会科学战线》周忠厚同志的文章《对〈谈谈绘画中的抽象派〉一文谈一点不同意见》(以下简称《周文》)中说:“在抽象艺术诞生的一九一○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这说法是不对的。抽象艺     

认识是‘社会活动’吗?

刘星翔同志于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新华文摘》同年八月号予以转载)发表了“对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我对文章的论点和论据是同意的,但是又觉得“商榷”一文的结论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不应低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意义——评维戈茨基有关《手稿》的一个观点

近十多年来,苏联马列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维戈茨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专著和论文,他在这些著作中,一再否认马克思创作《手稿》时已经初步建立起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这种看法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中颇为流行,在我国也有不少同志同意。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打算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便引起讨论。     

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性质——兼与张立文同志商榷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在目前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不少同志主张谭嗣同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近发表的张立文同志《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见《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也正是表述了这种观点;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我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是唯物主义的。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就张立文同志的文章谈一些意见,以与张立文同志及其它同志商榷。     

《水浒》没有反皇思想吗?——答欧阳健同志

在《学术研究辑刊》(现改为《中州学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拙文《略论〈水浒〉的反皇思想》(以下简称《略论》)。很想得到研究《水浒》的同志们的帮助。 去年《中州学刊》第三期发表了欧阳健同志与金实秋、牛玉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与我的观点很不一致。现想就《水浒》的反皇思想问题重申自己的看法,想再次争得欧阳健和其他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欧阳健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欧阳文)不同意金、牛二同志关于《水浒》反皇帝的论述,更不同意我的《水浒》有反皇思想的看法,并且认为《水浒》若有反皇思想,“那就意味着对于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根本否定了。”但我在《略论》中的提法是这样的:“反皇思想还仅限于是对皇帝的蔑视、揭露、批判和挑战”,并在文章最后重申:“《水浒》所表现的反皇思想仅是在思想上对皇帝的批判与否定,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行动上对皇帝的取缔。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决不能用今人的政治观点来苛求古人。”显然欧阳健同志的商榷意见是忽视了《略论》的提法的。     

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

王坛浦和张政两同志(简称王、张)在《论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一文中(见《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对我先发表于《哲学研究》,后收入《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问题》(简称《问题》)一文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同我商榷,对我很有启发和教益。我在该文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不够充分,未有展开,确实需要补充。但是,我对王、张的一些论点仍持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再作商榷,并就教于王、张和哲学界同仁,以便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