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作为一部遵从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当然力求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还原"和"再现"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这样的历史,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他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而这种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熊召政写了一个历史人物张居正,不如说他是借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极权政治的一种阐释、理解和评价.<张居正>写尽了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精细微妙、机巧诡谲之处,也写尽了这种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风翻云卷、潮起潮落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中国极权政治的一种历史寓言.作者的意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张居正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改革家.而是通过张居正的悲剧结局葬送那个极权政治的时代.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

"虚"和"实"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而正是"文"与"史"的结合造成了古代历史小说在创作中的矛盾,由此出发,古代历史小说分化为了"信史"和"贵幻"两种发展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小说文本,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本身历史观念的具体呈现.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     

论五四至建国前的历史题材小说

一、向历史传奇小说的总体倾斜我把我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分为历史小说和历史传奇小说两个系列.历史小说,是在博考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如实演述历史事件的始末和历史人物的行踪为主,以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为辅的作品.历史传奇小说则不同.它或仅取历史因由点染铺写,或取材于神话、传说、琐闻、轶事损益扩充,是以虚构的事件为主,史实为次的作品.     

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叙事与本体演变

中国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真正走向繁荣发达则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这些历史题材小说的内部构成,包括了"传统型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三大板块.就纵向来看,大体经历了"爆发期"、"过渡期"、"多元复合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历史小说三论

本文论说三个问题:其一,历史小说应是以作者记忆前时代的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其外延排除各种表意之作和再生小说;能作此区分,才能避免对历史小说的跨元批评。其二,新时期历史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大都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及拟实性浪漫主义,这不是作者的文学观念守旧,而是历史小说品格使然;现实主义,或与浪漫主义结合,为历史小说创作展开永无止境的艺术空间。其三,现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不是故事的河,而是生活的海,内容必须大量虚构,滥造历史的可能性因而大增,历史真实具有显著的"似是而非"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正视历史,熟悉历史,注重"似史"真实性,才可能写出既像历史又超越历史的优秀作品。     

家族审美"最后"现象的思考

对家族历史生活的描述和家族文化的反思一直是20世纪小说创作的热点内容.但自1996年以来,家族小说的创作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针对家族历史小说审美中的"最后"现象,将家族小说分为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和先锋主义历史解构型两种叙事类型,论述"最后"现象与"审父"意识的关系,探讨两种类型创作搁浅的原因,并展望其跨世纪的创作走向.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     

试论历史小说的虚构——兼谈《三国演义》虚构的得与失

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不应当拘泥于历史事实，而应当允许作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作为严肃的历史小说，应该本着虚实参半的原则去创作，做到虚实相生，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主要的历史事件与主要人物的性格应该符合历史的真实，虚构应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就失去了历史小说的特点，跟一般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在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也时有败笔，远未达到尽善尽美。     

史学上之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

史学上之正统论对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正统论既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影响了具体作品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言,史家所推崇的汉族正统王朝——汉唐宋明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重点,"严华夷之分"观念导致了清中叶以前少数民族王朝史小说的缺失。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也具有其独特性,它较之史学观念更具有天命与道德色彩。     

试论《水浒》系列中忠奸斗争的主题

在长篇历史小说中,忠奸斗争是作者涉笔最多、用心最苦、体现作者创作意向和读者心理倾向最浓的内容.<水浒>系列中,这种忠奸斗争体现得最为直接,也最能引发人们对小说中的人物所背负的历史重荷,予以深深地思考.     

在文化真实中解构中国传统文化

<张居正>是一部追求"文化真实"的历史小说.它展示了多样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存图景.揭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体现了文化受制于社会存在的历史观.<张居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迥异于当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棒,迥异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对中国传统文化多了一份冷峻的考辨.它所折射出的历史观,已经不是对1990年代中国历史小说的文化史观的接续.而是对这些历史文学的历史观的超越,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高拱实政用人改革实践及成效

高拱生活在明朝后期，由于看到用人制度的腐败及其严重后果，在对当时官吏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的思想，利用自己内阁首辅掌管官吏的职权，大力推行实政用人改革措施，革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场弊端，激活已经衰退了的用人机制，提高机关衙门的办事效率，维护正在衰落的封建统治，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开创了明代吏制改革的先河，并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

张爱玲小说可概括为隐喻性小说,这是张爱玲继承融诗歌小说为一体的中国文学整体传统的独特创造,可视为中国文学传统发展延续至现代的产物,即张爱玲从说书体小说汲取说与听的审美思想及叙述精华,并从诗歌中汲取"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及注重喻说的诗性传统,将两者水乳交融地合成为隐喻性小说。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点,受众广泛、被广泛改编为影视和舞台剧以及经典化程度高等现象,均可从中得到很好的解释。张爱玲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在于创造了隐喻性小说这一小说类型,藉此可生成隐喻性小说诗学。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依附--自主:人格的艰难涅槃--对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一个侧面的剖示

在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对自主人格的呼唤,对依附人格的批判,构成它最具深度的矛盾冲突线.20世纪市民文学展现的人格冲突,最体现市民文化价值观"蜕变的尴尬".在世纪初和世纪末的官场现实主义小说中,对依附人格的批判和剖析即成为主导倾向.鸳蝴派的作品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影响颇多,但封建的伦理观念也深驻难移.海派作家叙事的平民立场、"俗人"立场体现了他们一种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但他们笔下也没有站立起一个健康的具有自主人格的新人形象.新写实小说、70年代作家、美女作家等八九十年代的市民文学所展示的市民的人格世界也是灰色的.张欣笔下的"城市丽人",在残酷的竞争中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锻冶出一种新的人格,这是百年市民文学的一个终点,也是新的世纪市民文学的一个起点.     

顾命政治视野下张居正的行政轨迹——张居正“人亡政息”新解

由于皇帝年幼，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根据穆宗临终的安排，这一顾命政治是集体顾命，而不是一人顾命。但在皇位更替之际，张居正与内廷势力通过政变改变了这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当顾命之任的局面，其压力陡然增加，其任务更为艰巨，其手段必然特殊。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的政治行为，就必须以顾命政治的视野来认知。可以说，在十年的顾命生涯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顺利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里，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没有组建强干精明的内阁和九卿班子。随着他的病逝，由其主导的顾命政治便轰然崩塌，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张居正“人亡政息”，其实就是指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