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使节制度对罗马国家的作用

罗马始终未能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这是罗马使节制度的独特之处.罗马使节制度是伴随着城邦的形成而产生的,在不断的争战和扩张中得到逐步发展.纵观罗马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共和国时期还是在帝国时代,身负各种使命的使节往来不断,尤其是在早期争霸时更为明显.罗马有效的使节制度使其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一道成为罗马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帝国时期,罗马的使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马城原有的使节制度演变成帝国的外交制度.使节制度的继续存在对于巩固帝国的统治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论世界上古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以“文明的诞生─—帝国”为主线编纂《世界上古史》

人类文明的诞生─—古代社会的城邦和王国时代─—古代社会的帝国时代是世界上古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继原始社会后的社会形态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古代社会。奴隶制国家仅占上古社会的一部分,多数国家属于非奴隶制范畴。“帝国”的概念不是专指专制主义国家,而是泛指超过自然地理和民族界限的大国。应突破传统的编撰世界上古史的模式,以新的视角编撰世界上古史。     

试论西欧封建国家的政治特点

西欧封建国家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国家、近代民族国家相比在政治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西欧封建国家,法律是国王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国王立法,且受法律制约;国王逐渐成为一个世俗统治者,而且王权力量不断增强;西欧封建国家,王室婚姻、王位继承对王权影响重大,甚至会导致内乱或对外战争;西欧封建时期,国家的地域实体性特征凸显,但其疆域有很大伸缩性.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演变中的自由维度

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自由维度,具体表现为城邦时期的政治自由、自然法哲学时期的契约自由、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时期的经济自由、当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三分时期的参与自由.每个时期所追求的自由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对自由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当前构建市民社会的热潮中,如何在充分实现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由价值的同时,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希腊城邦与政治思想的诞生

如果说政治思想的诞生包含两个要素,即作为其对象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和作为其思维工具的理性,那么,可以说真正的政治思想是诞生于希腊城邦时期的。一方面,希腊城邦政体(国家)及其生活模式为政治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对象;另一方面,希腊理性在城邦时期的发展为政治思想的诞生提供了思维工具。因此,真正的政治思想既不同于以非政治共同体(非国家)为对象的思想,又不同于对政治共同体(国家)进行的宗教化或神话化的处理。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略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跃升为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同时也是事实上的外交决策核心.设立于1938年初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机构之一,积极参与战时外交活动,为国民政府在抗战需要下与美英法等各国的政治交往出谋划策,其研究、设计和建议对于外交政策均有重大影响.     

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

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思想.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探讨了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时期,柏拉图在其对话<国家篇>中论述的城邦文明论与"理想国"设计,这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互助"与"分工"的城邦文明起源论和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说;二是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设计;三是对古代希腊政制文明的历史比较分析.柏拉图的哲学与文明思想,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思想史有深远的影响.     

西方行政习惯的起源及启示探微

古希腊创造了西方最早的国家即城邦,是西方行政习惯研究的源头。希腊城邦在公民文化、正义的价值观、逻辑思维与契约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公民自治、约束权力、行政活动宗教仪式化的行政习惯。希腊城邦行政习惯对西方现代行政习惯的形成影响深远,其启示在于传统行政习惯走向现代行政习惯是必然趋势,而文化和制度则是现代行政习惯养成的进路。     

论西方政治信用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政治信用伦理被视为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价值,是城邦国家特别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应遵循的主要德性与规范.在中世纪,政治信用伦理与神学糅合在一起,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政约--守信"关系,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股否定政治信用伦理的非道德主义思潮.但随着社会关系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随着以市场、民主与法治为基本内容的近现代文明的出现,政治信用伦理在西方民主社会得到高扬,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运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基.     

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

"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1] 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2]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主体间性视野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思想

西方古代美学始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把对美学的思考纳入到对伦理社会哲学的整体思考中,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成为西方政治美学之滥觞。数的关系的和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的核心思想。他们通过探讨宇宙的和谐本质,以及具体事物和艺术的和谐,进而提出了建立一个秩序与和谐的城邦国家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实现的前提是城邦的公民成为品德高尚的伦理主体,彼此之间依循伦理道德原则而发生社会关系,因此,其政治美学具有主体间性的属性。为了将城邦的公民塑造成品德高尚的伦理主体,他们采取了修行和教育来净化人的身体和灵魂,以实现他们建构秩序与和谐的理想城邦国家的目的。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论古代雅典城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原则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国家在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法律政治制度,而且在提高公民综合素质的基础上,确立起全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原则,从而使雅典成为古代法治社会的典范.本文对雅典城邦国家法治意识和法治原则形成的历史条件、具体体现和现实作用进行了论述,以说明它是雅典法治社会正常运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     

镇政的现代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

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表明了市镇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之趋势.江南商业性市镇之权力通常由少数强宗巨族所把持.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市镇集中,乡村地主中也有不少转向了市镇;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则提高了商人在市镇权力结构和社会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废除后,南浔又得风气之先,兴办了不少近代新式学校.加上太平天国的兴起打击了江南的旧家世族,也深刻改变了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为市镇权力的重组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条件.另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也表明了市镇的政治向正规化、规范化发展,市镇本身的日益复杂化使市镇管理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需要,这样,仅仅依靠保甲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市镇社会之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变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乡村明确了以市镇为中心的建制,建立了乡镇行政机构.市镇不仅成为农村传统社区的文化中心,而且开始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     

试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它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和管理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组织形成,人大制不仅直接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中心内容和根本准则,而且为了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它还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在人大制中,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地实行集中,也就是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原则,保证人民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我国人大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国家生活和政权建设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就是全国人民和各级人民代表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人民     

权力的集中:城市显贵控制佛罗伦萨政治的方式

1282年建立起来的佛罗伦萨政府,确立了一套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原则,这套基本体系一直被沿用了250年.从1382年到1480年,佛罗伦萨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权力垄断过程.城邦中的显贵家族借助一系列集权措施--尤其是控制选举程序、成立临时特别权力机构巴利阿--在佛罗伦萨逐渐建立起了寡头政治.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寡头的集权需要和权力过度集中所产生的特权家族却形成了一对矛盾.二者之间的对立不仅引发了1458年危机和1466年共和运动,更成为寡头集团在1494年之后频繁发动革命的内在原因,并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终衰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期,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怎样？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关节点的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历史的重点之一。     

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