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吉思汗碑铭》的研究

《成吉思汗碑铭》者,乃是指刻有五行古体蒙古文、约有一庹左右长的一方人工花岗岩石碑而言。由于该碑文第一行首刻“成吉思汗”一语,研究铭文的学者们便将该碑名之为《成吉思汗碑铭》(《成吉思汗石文》)。也有称为《成吉思汗石碑》;《也孙格·蔑儿干的光明碑》等等     

佛教在印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兼谈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的关系

佛教,原指释迦牟尼的说教,经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几个世纪的活动,形成自己的经典、仪式、习惯和教团组织,以后传播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南亚次大陆,取代了婆罗门教,获得广泛传播。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约公元前273—236年)将其定为国教,并派遣僧侣向外国传扬,中经迦腻色迦王(约78—101年)尽力提倡,公元五、六世纪达于极盛。     

“太守”戈跋

“太守”戈跋徐在国《殷周金文集成》１７·１０８９２（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４月１版,以下简称《集成》）著录一件春秋时代的戈,有铭文２字,以前从未见著录。戈铭拓片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成》１７“戈戟类铭文说明”３２页）。铭文参见附图一。这两个字又见...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新解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见于《豳风·狼跋》篇,历代学者谨守古训,视“狼跋”为主谓结构成分。通过梳理“狼跋”词义发展的源流脉络,可知“狼跋”即“狼狈”,实为联绵词,“狼跋其胡,载疐其尾”是舞者来回甩摆衣袖和尾饰的舞蹈动作。由“赤舄”发掘《狼跋》的背景信息,可推断《狼跋》是一首赞美参加祭礼贵族的诗篇。     

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献疑

西周厉王在位年数的确定，关系到整个西周王年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合有关铜器铭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始年重合的观点提出疑问，并就《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对厉王奔彘之年提出新的解释。     

溪州铜柱铭文中“昭灵王”刍议

湘西溪州铜柱铭文:“我烈祖昭灵王”中的“昭灵王”并非率指马援,而是“显示神灵美德”的意思。大凡读过溪州铜柱铭文的人很容易将“昭灵王”作称谓理解,直指马援。问题出就出在一个“王”字上。这“王”字并非“大、君、主”意的“王”字,而是“玉”字,意思是“石之美者,有五德。”详见《说文》玉释。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指出:“王本古文玉字。”如果我们将“王”作“大、君、主”理解,那么“我烈祖昭灵王”句的意思就有些歧了,深思起来也不合事     

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

前言葡萄牙殖民者是最早来到亚洲的西方殖民者,是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者。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达·伽馬(Vasco da Gama)繞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这件事标志着葡萄牙殖民者侵略亚洲的开始。1499年(弘治十二年)达·伽馬回到里斯本,野心勃勃的葡王伊曼紐尔(Emanuel I)就給自己加上一个新的头衔:“征服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印度和航海通商的君主。”此后的十几年中,葡萄牙殖民者先后强占了欧亚海路上的重要据点柯欽(Cochin)、果     

因为需要,彼此依存——析《蝴蝶君》中主人公关系维系的原因

《蝴蝶君》塑造了宋丽玲和伽利玛这两个性别模糊的形象,颠覆了西方对东方的魔幻化认识和固有的东西方权利关系模式。本文运用马斯洛需求理论解释主人公宋丽玲和伽利玛保持持久关系的根本原因,即彼此可以满足对方多种层次的需要。伽利玛失去宋丽玲扮演的蝴蝶夫人就无法生活,因此在知道宋丽玲的真实身份后选择自杀,与现实告别,回到自己的幻想空间。     

岭·格萨尔王的传说

一、夏日叉芪岭瓦的形成和格萨尔王传略 尽管世界上对于格萨尔王有格萨尔武王、祝固格萨尔王、仁增格萨尔王、蒙古格萨尔王、姜格萨尔王等的许多说法,而岭·格萨尔王是藏族,他诞生在扎库地方,成长在玛域地方,八十八岁时,在玛加邦拉山中乘如意宝轮升天。 藏族有四大种姓。岭·格萨尔王是穆布敦氏。《敦氏族谱》中说:“敦氏益门纳卡以后,过了一十三辈,因无儿子而由女儿主事时,神子布梧夏图投胎于仲妃赤金泽旦,生为敦拉叉干布的儿子,他是多康地区的头一位国王。其后是日赤赞和穆赤赞。穆赤赞生了三个儿子,     

阿尔哈南的突厥铭文

居住在蒙古境内的古代突厥诸族不仅留下了大量碑铭,也留下了大量零散的铭文。其中某些铭文分布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之间的地区,如布尔根省古尔班布拉格县古尔巴勒金山的铭文,达申其楞县杭吉岱山的铭文,贺希格温都尔县阿尔哈南山的铭文。总的评述布尔根省贺希格温都尔县以南四十公里处有一座名叫阿尔哈南的小山,在该山西北部的沙岩石崖脚下林钦院士发现了三行突蹶铭文。这些铭文,他在《论蒙古境内的岩画与碑     

新疆佛教传播的历史背景与嬗变特征

新疆是我国历史上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也是古代印度和中亚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新疆佛教传入的主要历史背景,分别是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和中亚贵霜王朝迦尼色加王时代的对外弘法活动。新疆佛教经历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佛教兴起,占据统治地位的阶段,二是伊斯兰教兴起,与佛教此消彼长的阶段,三是伊斯兰教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虽然走向衰落,但仍然以新的形式顽强生存的阶段。     

“生态纪”伦理论略

西方著名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针对地球现在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提出“生态纪”思想,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可能,给环境伦理带来了深层的生态纪伦理的理解。对于“生态纪”伦理的领悟,首先需要深刻理解“生态纪”;其次,理解在宇宙过程的广泛背景之下人的可生存性之伦理;最后阐明生态纪伦理是一种宏观伦理。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新时代背景下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儒家文化面对时代的要求需要做出新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汲取养分,传承其中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儒家文化的内在理路与新时代社会的现实需要,针对儒家文化中所欠缺的地方进行创造性发展,将儒家文化进一步与理性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相融合,打造新时代的文化传统。     

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中国新地缘政治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目标是同各国一起努力共同创建一个和谐世界。构建和谐亚太是中国实行新地缘政治的关键一环,包括四个基本面,四个方位战略。     

文学交往空间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的生成

"新时期共识"是"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核心,而1980年代在广泛的文学活动领域内形成的具有公共领域幻象的新型交往空间,则是"新时期共识"生成的基础.文学刊物、文学社团和大学是建构新的文学交往空间的主要机制化领域.虽然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因为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新生成的文学交往空间归根结底还是"被操纵的公共领域".     

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

我们现有的学理论是一种在经典学时代形成，而且打着极为深刻的经典学烙印的经典学理论。作为经典学理论，它基本上不适应用来解释一个越来越泛化的学现实。针对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学“泛化”的现象变迁，本首次提出了“经典学”、“后学”、“后学时代”和“后学社会”的概念。并认为，今天是一个不同于“经典学时代”的“后学时代”，“后学时代”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和体系。     

“五帝新说”引发的困惑——向“五帝新说”诸位老师请教

"五帝新说"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所谓五帝,实际只是"尧舜二帝"。其二曰:根据对《山海经·海经》的研究,认为五帝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真正的五帝是: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所谓五帝时代与唐虞时代是同义词。由此引起笔者许多不能理解的困惑。     

基于小岗精神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研究

小岗精神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精神,体现为穷则思变的图强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无畏无惧的担当精神、勇于探索的试错精神、坚持真理的执着精神,这种精神为农村改革注入了永不衰竭的原动力。小岗村实行农业“大包干”,拉开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引领了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尤其是在“大包干”基础上构建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遵循是小岗精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乡村振兴必须建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全媒体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宣传教育探析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媒体在技术、平台、传播方式的深度融合,推动人类信息传播迈入全媒体时代。全媒体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过程、载体、主体、效能等带来新变化,也使新思想宣传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全媒体情境下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要从均衡媒体发展、推进媒体融合、提升媒体素养、优化媒体资源、加强媒体监管等方面入手,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辐射力、协同力、胜任力、传播力和领导力,确保其宣传教育有序推进并取得实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