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闲居赋》看潘岳思想

西晋文人潘岳热衷仕途,对权贵甚至拜路尘,但在其作品《闲居赋》中却又高蹈出隐逸情怀,人品与文品看似矛盾。其实,只要我们细读《闲居赋》,仍然能在作品中看到潘岳仕与隐的思想,其文也并非矫饰。然而潘岳的思想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其中还流露着潘岳的安乐思想与审美情趣的雅化意向,只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潘岳《闲居赋》中的思想,才能较好地把握其《闲居赋》中的思想。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从西汉赋家的游仙逸思看其生命价值观

在神仙信仰甚为普遍的西汉时代,许多赋家具有浓郁的游仙之思。从汉赋的内容来看,他们在游仙的幻想世界中既崇尚生命自由、期望神仙长生,也渴望人格平等,甚至借郊祀场景表露其体道立功、关注现实的文人意识。从西汉赋家游仙幻想之路中,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感受到赋家们表露自我生命观与生命价值观的文人自觉。     

代咏鹤文学书写与士人心态——以鹤赋为中心

宋代养鹤之风盛行,士人与鹤的关系更为紧密,出现了较多咏鹤诗文,其中包括5篇鹤赋,分别为吴淑《鹤赋》、李洪《双鹤赋》、秦观《叹二鹤赋》、刘克庄《吊小鹤赋》及方回《吊鹤赋》。与前代相比,宋代鹤赋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从宋代鹤赋的写作倾向、鹤形象的塑造及鹤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三方面,可以发现宋人偏好鹤遗世独立的“仙禽”特质,背后反映了宋代士人对公与私、仕与隐的矛盾与调和,而鹤承载的正是宋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企慕与向往。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     

西汉赋家的生命焦虑与西汉赋的生命主题

西汉赋具有浓郁的生命焦虑色彩。可以看出,赋家们最为忧心焦虑的是自我生命价值的如何实现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生命焦虑意识。西汉赋家的生命焦虑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指向。这说明西汉赋家既有明显的自恋倾向,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伦理意识。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王绩服食与诗歌创作

王绩是唐初的隐逸诗人,他否定道教神仙思想,而追求生命质量,一生坚持服食;他服食的是草木类药物,多数具有滋补性能,他的服食与神仙术了无关涉。隐逸生活（包括服食）培养了他的自然情操,提高了他感受自然和闲居生活的审美能力,从而形成了他自然、淳朴、雅淡的诗风。     

论吴锡麒律赋观与创作

吴锡麒推崇唐代律赋的成就,在学习唐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律赋文体的艺术技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他都注意将个人才学与律赋严格的音韵、文章结构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工整为代表性的美学特征.这奠定了他在清代律赋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律赋文体发展作出的贡献.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论杜甫夔州诗歌的孤独意识

坚强、乐观地面对现实是杜甫人格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风雨飘摇 ,万般无奈的杜甫只能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几乎都打发在巴蜀一带。随之而来的贫病、饥苦、流离以及寄人篱下的勉强过活使本非悲观主义者的杜甫时常在诗歌中流露出悲苦的一面。夔州是杜甫离川东下潇湘前的最后一站 ,在这里的一年零九个月 ,垂老的诗人道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挽歌 :思乡恋归 ,忆昔怀旧。其苦心经营的夔州山水景物诗 ,还有部分作品中流露的希求栖身佛教的念头 ,都显示了经历了太多磨难的杜甫在垂老之年厚重的孤独意识。     

杜甫咏雨诗的情感分析

杜甫的笔下有许多内容上与"雨"相关的诗歌,这些咏雨诗既生动描绘了自然界的雨的多姿多彩,又融注了诗人特有的感受、体验和情绪。这些情感的生发过程主要有三种情形:因雨而喜,对雨而愁以及值雨而赏。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论傅玄女性题材诗歌的崇德倾向

傅玄的女性题材诗有崇德倾向。这主要是通过改造人物、直接下定义或改动关键词、增加议论或者评论、选择增删材料以及恢复和改造乐府古辞来完成的，目的是使读者明白晓谕而直接接受其伦理教化。傅玄女性题材诗歌崇德的原因，既与当时的士风、世风及其身世经历、婚姻状况和个人性格思想有关，也是受其挽救当时颓风的创造目的影响的必然结果。除了时代和个人因素也有文学因素，即对《诗经》、汉乐府的文学传承。这种倾向和手法对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艾略特“非个人”论的美学意义

艾略特的诗歌"非个人"论除了具有流派的创作意义外,还具有超流派、超时代的美学意义。非个人论直接来自济慈的"否定能力"论,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思想。非个人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诗歌情感的非个人化,其实质是将个人的生活情感转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感,这即是非个人论的深层的美学意义。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