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鲁迅 造就文艺新军——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中,尤其是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呕心沥血,培养文艺青年,造就文艺新军。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自“五四”开始,“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     

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憎恶以及对传统罪恶揭露之深,使张扬“全盘西化”的胡适都为之黯然失色。鲁迅猛烈抨击“礼教与家族制度”的罪恶,揭露国民的奴隶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     

青木正儿论鲁迅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同时还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论鲁迅晚年的文化观

对于鲁迅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似乎可以作以下大致的勾勒：鲁迅早年思想具有启蒙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特征，其表现一是由亲身的经历和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初步形成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二是因受太炎先生的思想和西方世纪末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三是“凡有所思常在乡村大野”的浪漫主义情怀。“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启蒙主义，其表现一是斥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为“吃人”，斥中国国民性为人人被人吃、人人在吃人，斥中国历史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崇仰西方文明，推崇“科…     

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予鲁迅的崇高评价。什么是方向?敬爱的周总理说过:“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由此可知,所谓方向,包括着反对谁,为谁服务和由谁领导这样三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毛主席称誉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自然是指他     

江苏省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10月19日——22日,省社科联和省鲁迅研究会在南京联合举办了“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一百多人,交流论文五十多篇。省社科联主席郑康主持了开幕式,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孙家正到会讲了话。他说,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文化遗产,科学地分析和总结鲁迅的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鲁迅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孙家正同志还指出鲁迅研究工作中须注意的几个问题:①要坚持实事求是     

鲁迅谈杂文艺术

鲁迅生前在不同场合,因不同缘由曾对杂文艺术发表过好些精辟见解。这当是我们认识先生杂文的重要依据。兹扬其要略述学习体会。 “常取类型” 鲁迅曾总结自己的杂文一大特色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他对“类型”做了如下的解释:“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用鲁迅精神研究鲁迅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 他生前总“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牌”,要求别人在评介他的言行功过时,“要写,就坏处也得写”,即“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很遗憾,这种“贴假招牌”的现象,迄今并未绝迹。在一本鲁迅研究专著中,作者这样写道:鲁迅曾“明确地向广大青年指出:‘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路!’”这是一条凭空臆造的材料。证明它的不真实性的最简截的办法,就是翻一翻历史年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还在保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才迁驻延安;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有沦陷区广大青年奔赴延安和内地的活动。鲁迅怎能未卜先知,具体而“明确地”预见到在他逝世一年以后,中国青年会走上“到延安的路”呢? 在上述那本鲁迅专著中,作者描述了鲁迅“弥留之际”的战斗精神:“在他逝世前的弥留之际,仍然卧床‘倚枕’,扶病作战,对‘以前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的狄克(张春桥)之流……‘稍稍报以数鞭’”;     

广东省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今年8月17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了“广东省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广东省鲁迅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正式代表75人,学术论文61篇,研究的课题比往年有所开拓和深入,现概述如下。一、把鲁迅放在中外文化碰撞的历史背景中研究,探讨他如何取国外文化精华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学观念,并服务于民族解放的总目标。有的代表认为,鲁迅是把沙特、尼采、弗洛伊德引荐给中国文学艺术的第一人,认为把鲁迅前期思想说成是“以康有为为起点的进化派哲学的终结”这个提法不妥。有的同志借用了康德的观念来认识     

鲁迅的别样十年

“沉默”和“呐喊”应当是与鲁迅思想中本质意义的“绝望”与“希望”相对应的标志性行为,在“沉默”中似乎包含了更为丰富的鲁迅,“沉默”对于鲁迅应当是更本质的,这里不仅有他思想者的求索,也有他普通人的打拼和偷闲。     

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早期的重要作品是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是以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卓越成就而奠定了他的文学家的地位,并以此为世界所知名。但是鲁迅的创作小说,并不自提倡文学革命后的《狂人日记》始,早在1911年冬,他就曾写过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言体小说《怀旧》。《怀旧》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以     

学习、研究鲁迅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江苏省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伟人。在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正在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努力,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文化遗产,科学地分析和总结鲁迅的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鲁迅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鲁迅与古文字学

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作序,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同时又指出“鲁迅先生受清代学者的濡染”,于“旧学”之根柢亦极深固。这一看法目今已为世人接受。关于鲁迅与“旧学”,可作多方面的研究,“小学”即其一。人所周知,清代学术中“小学”比任何一种经学都发达,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所谓“小学”,包括字形、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广义的古文字学。鲁迅在这方面是很有造诣、很有见解的,虽然,他并不以此名家。蔡元培先生称赞鲁迅之治学,往往“蹊径独辟,为后学开无数法门”。就以古文字学来说,鲁迅确实也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重读鲁迅:从对“鲁迅语录”的认识谈起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鲁迅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经典的”比“普通的”涉及的问题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历史意蕴更丰厚。鲁迅创作文本诞生伊始便好评如潮,但不可否认其出发点和目的并不尽相同,而且随着鲁迅创作经典化的实现进程,这一点也愈加突出。正因如此,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和再评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鲁迅的“深刻”与他关注的问题、思维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以及表达的独特性有关,而这些在今天还远未过时。因此,在许多场合和许多领域,我们都仿佛和鲁迅不期而遇,他让我们汗颜,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得更多。2006年,鲁迅已经离开人世70周年。“重读”鲁迅,这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田汉与鲁迅

在三十年代,田汉与鲁迅曾有过很多交往.在交往中他们结下了战斗友谊,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直到今天,人们只知道田汉是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之一,甚至误以为田汉曾化名“绍伯”攻击过鲁迅等等,不论是鲁迅的著作还是田汉的著作的“注释”仍然认为“绍伯”就是田汉的化名.实际上,有些事情完全是因时代的关系由“误解”产生的.为了进一步弄清田汉与鲁迅交往中的一些事情,诸如“四条汉子”问题,“绍伯”文章的由来等问题,笔者依据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作如下论述,以就教于各位专家.田汉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7年.据《鲁迅日记》1927年11月23日载:“晚得田汉信,夜复.”田汉的信遗失,内容不得而知.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文坛的时期.鲁迅和田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着斗争.鲁迅以杂文为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化事业的罪行;田汉则以戏剧为阵地,创办南国社,带领学生以穷干苦干的精神开展“民众的戏剧”运动,通过戏剧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内战、追求真理、向往自由光明的进步思     

竹内好的《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竹内鲁迅”的一些批评意见虽然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却又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正统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回心”、“挣扎”、“抵抗”的鲁迅形象。它们影响了20世纪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来自异域的文化批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