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下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广大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本文在总结与反思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而且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使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与此同时，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原初语境，基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其哲学意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来激活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还是其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来夯实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抑或是他通过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来确立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现代城市发展和我国城市治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

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前沿,但学界缺乏对其建立的必然性、必要性、主要内容等方面的系统探讨.在此背景之下,文章根据国家治理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要求,分析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界定治理体系的概念,探讨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总结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进而提出建立治理体系的主要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域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超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出发点。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新视野和新角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迥异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路径,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从而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之维——以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为背景

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已为众多思想家批判反思。其中,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理论观点极具代表性。虽然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词汇,但他对资本运作逻辑的揭露和颠覆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透彻分析及批判。受马克思的影响,吉登斯始终在"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致力于批判和重建现代性,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种微妙的"继承"。两者关于批判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探索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不谋而合,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维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     

现代化的理论可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叙事——《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德国现代化道路思想解读与当代启示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现代化道路问题上提出重要思想。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依循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具体化过程,因而现代化本身为辩证性和历史性所贯彻。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两种现代化道路,并通过对德国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认为德国具有走后一条道路的理论可能。马克思德国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启示在于它为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是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在当代最重要和最伟大的实践成果,它内在地包含着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世界历史的历史性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再论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与中国借鉴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花园城市",其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在城市规划、社区治理、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为借鉴,中国城市治理需要更新理念,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信息化、法治化、社会化,重视公众参与,重视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社区建设,关注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马克思生态休闲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休闲是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休闲思想的论述富含了深刻的生态意蕴,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样态。其中,生产力高度发展下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首要条件,“人类同自身和解”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解”相统一基础上的劳动和休闲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必要条件,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最终旨归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共产主义生态休闲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生态启示。     

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三重批判——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关系思想

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针对性地批判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他着重批判拉萨尔“劳动超自然创造力”的论断,科学剖析劳动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揭穿拉萨尔“劳动所得平等分配”的幻想,探讨实行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社会历史条件;驳斥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为废除私有制而实现劳动解放指明方向。对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批判内在地贯穿于马克思发展唯物史观的思想进程中,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承认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研究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国家主体与内部主体间的“互相承认”。古典承认理论与现代承认理论给现代化的“承认”之路带来了两种霄壤之别的方案,西方现代化从少数人出发并牺牲他者的发展模式正是古典承认理论描述的承认过程的真实写照。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主体上坚持了共同体性,在发展动机上立足于主体间性,完成了承认从“生死斗争”向自由且真实的“互相承认”的蝶变,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与升华,给世界交出了一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答卷。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实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着眼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质和历史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内外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践主题,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全面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理论结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创新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红色文化:价值关联与研究探索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兴国和强国历程形成的执政文化,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它有力地阐释了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的核心要义。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继承红色文化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时代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科学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文章在对红色文化进行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红色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逻辑关联,指出了应该从红色文化的历史性、实践的整体性与共生性等角度,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而为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一定价值参考。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精髓、根本方法、唯物史观中的群众观点等问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必须坚持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以指导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的 价值、原则和实践依循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中 央部署，高等院校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高校课堂教学中去，实现最新重大理论 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简称“三进”）。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务必要做好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 教材体系向课堂体系转化、课堂体系向价值体系转化的三个转化工作，同时要掌握“三进”工作的价值、原则、实践依循，努力把 理论背后的思想性、思想后面的战略性以及战略蕴含的智慧性尽可能地呈现出来，真正实现新思想、新理论入脑入心。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概念甫一诞生即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逻辑体系与主要特征、重大创新与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理论研究无止境,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研究深度不够,创新性不足,方法单一等。未来,应加强基础性问题研究、深化学理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