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

1933——1934年,现代文坛曾出现过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被人视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发表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上海的一批作家表示不满,上海的某些作家也曾撰文予以反驳.海派,在苏汶看来,是一个恶意的名词,“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京派,无疑指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批居住于北京的文人了.多年以后,人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坛的“京派”与“海派”,大多指当初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两类作家,前者秉有一份学院式的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正统优雅,含而不露;后者具有洋场恶少式的作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新奇、变化、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复兴”论争

杂文是1949年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身份暧昧的文体,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现实发展牵涉到当时文艺界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发生于1957年《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杂文复兴”的论争,吸引了延安文人、前左翼作家、前自由主义文人等不同群体的卷入,并以对“冷嘲”与“热骂”、“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性解释,折射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差异与矛盾.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活跃于 2 0世纪 30年代中国文坛的“京派” ,其名称的由来 ,正如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所说 :“他(指沈从文 )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 ,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 ,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 ,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① 京派的主要成员有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梁宗岱、林徽音、林庚、芦焚、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京派小说无论是与此前的五四小说相比 ,还是与同时的海派小说和左翼小说相比 ,还是与此后的七月派、延安小说派相比都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它具备鲜明的文本品性 ,那…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京派、海派与港派的时空序列及其文化意蕴

京派、海派和最近开始引起学界注意的港派,一直被当做民俗社会范畴的地缘文化的几个空间概念来考察,有的学者还强调应从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的差别上来考察其文学作品的审美差异。笔者以为不然。蒋孔阳先生曾敏感地提出:“港派与海派的讨论,涉及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注意到了历史时间问题。笔者愿就此展开探讨。 京派与海派:新文化矛盾运动的社会历程 京海两派之争,源起于30年代,当时新文化发展已较为成熟,上海成为其历史前沿,北平的隐士带着传统的骄矜与遗风对这一新的文明背景进行历史的挑剔,沪上反唇相讥,京海之争遂拉开帷幕。这场文人之争本无多大意义,然而在     

古典主义的建设与坚守——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论争的学术史意义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思想的理论论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二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在对文学革命的批判和修正的论争中,学衡派成员提出了自己对于建设新文学的古典主义的主张。通过学衡派的传承与辐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对后世京派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一道独特的古典主义文学风景,共同参与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     

争论与建设：2006年中国文坛过眼录

回首2006年，中国文坛依然是一派战国景象。典型的事件，有3月在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之间围绕“文坛”与“权力”展开的“韩白之争”；4月由批评界开始的对知名作家余华长篇新作《兄弟》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呈一边倒的强火力“围剿”；     

政治式写作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

一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有很鲜明、自觉的主流倾向——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能够像左翼作家那样主宰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潮流，哪怕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左翼作家更大的文学成就。左翼文学的方向，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方向。左翼文学应合着革命实践运动对文学的要求而诞生，又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三十年代得以成长和壮大，其区别于“五四”文学和同时代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是它强烈而鲜明的政治实践品格。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三十年代，左翼…     

市场阴影下的忧思与抗争——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

沈从文一直对文学流通中的商业化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戒惧与警惕。这是他批判“海派”文学作风与提倡反“差不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动机。这种对于文学的市场化效应的忧虑 ,与他对文学的人文期待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某种建设性的阻击方式 ,沈从文撰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文章 ,希图在提供一种对当代文学的正确理解的前提下 ,为处于四处泛滥的商业炒作气氛中的读者作一廓清迷雾的工作。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论“孤岛”杂文的自由精神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的杂文创作,不仅延续了鲁迅开创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而且在国土沦陷的特殊历史情境中,通过批判奴隶性、呼应全国文学论争、针砭现实政治和倡扬知识分子节操等多种言说方式,诠释着自由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沦陷区的文化事业,具有特殊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