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个案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是确保贫困群众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问题，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基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县域个案研究发现，以专业化社会组织同安置区建立嵌合关系为结构前提、多元主体协同赋能为行动策略的嵌合赋能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合作结构；同时，以安置区相关资源进行多元整合为基本逻辑、“三社联动”向“五社联动”的联动升级为核心取向的多元联动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互动模式。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在实践层面提升了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效能与能力，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行选择。     

小额信贷在西藏的实践评析

文章以通过长期演化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的小额信贷典型机制和相应理论为规范,以实际调研获取的数据资料为佐证,力图规范分析和经验实证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西藏扶贫基金会在西藏农牧区开展小额信贷近10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发现,在覆盖率和扶贫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由于机构自身的性质和西藏农牧区经济的显著差异性,农行西藏分行和西藏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分别存在定位模糊、激励不足和拓展困难等问题.据此作者提出明确农行西藏分行的商业化定位,鼓励邮政银行西藏分行开展小额信贷以促进竞争和培育政策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

"枫桥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历久弥新,并引领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理论上具备"三治融合""三共一体""三化协同"的时代特征,并且能够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基本思路或方式相融合.在实践治理层面上,"枫桥经验"所体现的全面性、代表性、权威性,及其取得令人向往的治理成果,更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为了更好地实现"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创新,还需要在治理维度上进行"纵向搭梯",兼及"横向撒网";在治理布局上进行"三治融合",并以"自治为重".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东实践

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府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特征、前提条件和关键变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体建设有相互契合的逻辑,其包含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等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构筑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托。从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广东民族工作通过创新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破解基层民族聚居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各类培根铸魂的育人工程,开展少数民族班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多民族聚居社区互嵌格局,激发老街区新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载体,在文化创意方面搭建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平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国际实践,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益经验移植到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上述创新模式与方法,从不同维度、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从“失落”的村民自治迈向有效的协同共治——基于金华市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发展,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立足农村实际,主动探索改进基层治理方式,走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为了适应农村转型发展,破解由村民自治的困境,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及协同互动,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创新——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主题阐释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为视角,在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探讨完善以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研究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自我认知和主题阐释,系统阐释中央集中统一指导下“俯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和运行机理,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区自治发展上“仰视”单一制统一多民族国家集权治理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角把握两者互动的基本主题,系统认知中央与民族自治区政府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结构.     

扶贫开发新阶段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桑植县实证为例

中国政府在扶贫以及贫困减缓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使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明显好转。本文以桑植县为例,实证考察表明,加大政府扶贫资金的总投人无论是对于增加桑植县农业总产值和提高农民人均纯收人,还是对于减少桑植县农村贫困人口和降低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绩效;政府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入形式在桑植县所产生的扶贫绩效大小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实施小额信贷等扶贫资金投入方式创新、优化现行政府扶贫资金投人结构以及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扶贫能力培训等对策建议。     

扶贫开发新阶段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桑植县实证为例

中国政府在扶贫以及贫困减缓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使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明显好转。本文以桑植县为例,实证考察表明,加大政府扶贫资金的总投人无论是对于增加桑植县农业总产值和提高农民人均纯收人,还是对于减少桑植县农村贫困人口和降低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绩效;政府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入形式在桑植县所产生的扶贫绩效大小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实施小额信贷等扶贫资金投入方式创新、优化现行政府扶贫资金投人结构以及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扶贫能力培训等对策建议。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现有体系、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协同治理为边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当前,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初具雏形,形成了主体、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的协同关系。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主体性困境、制度性困境、效能性困境和资源性困境。构建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新理念、优化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主体能力、拓展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外部环境是提升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成效的重要路径。     

转型时期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热贡十二族社区为例

社会转型时期藏区社会既存在着利益分配、政治参与、发展诉求等问题,也存在着自身的发展选择问题。本文通过对热贡十二族社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藏区传统社区的产生、演变,以及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并阐释了社区治理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提出了基层县乡村与传统社区协同治理的建议。     

现代价值再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礼仪伦理认同路径研究

礼仪伦理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修身、行事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是各民族共情、共享、共生的隐喻纽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视阈下实现礼仪伦理的现代价值再创造，通过理论逻辑中蕴含的文明共同与“古今通理”、社会交往与“形神统一”、民族互嵌与“美好生活”，并以“礼”为核心在历史逻辑表达中构建了各民族在生活礼仪上的“互联共同体”、人生礼仪上的“纺绳共同体”和生产礼仪上的“命运共同体”，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交织叙议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中的礼仪伦理理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礼仪伦理维度、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礼仪伦理实践以及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礼仪伦理价值，呈现出礼仪伦理价值效能的实践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在四川藏区的实践应用

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承载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其一,改革创新是贫困治理的长效保障;其二,人民群众是贫困治理的基石和源泉;其三,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本文立足于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构建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有效对接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四川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后精准脱贫阶段,进一步增强四川藏区扶贫实效,需要创新集聚启动机制、完善瞄准定位机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测调控机制、探索益贫发展机制、构建应急机制。     

武陵山片区教育科技扶贫的协同机制创新研究

在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现实背景下,深入分析创新武陵山片区教育科技扶贫协同机制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困难,并借鉴各地对口支援模式、纵向协同模式、横向府际协作模式、校地协作模式等教育科技协作试验区建设经验,从政策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信息协同等多方面提出创新武陵山片区教育科技扶贫协同机制的现实路径。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打造农村信贷产业扶贫新模式——泸溪县信贷产业扶贫实践的阶段总结

2004 年初以来,泸溪县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地制宜、注重特色,区域规划和整村推进的方式,将2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存入县信用社,作为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引导资金,从县级财政资金中安排50 万元存入县信用社作为特色产业开发贷款风险基金,以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为基本原则,引导1000 万元信贷资金投入农业产业化开发项目。大半年过去,项目区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现就它的实践作法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以期农业信贷扶贫的路子能越走越好。　　一、泸溪信贷产业扶贫的基本做法　　1、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武陵山片区教育科技扶贫的协同机制创新研究

在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现实背景下,深入分析创新武陵山片区教育科技扶贫协同机制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困难,并借鉴各地对口支援模式、纵向协同模式、横向府际协作模式、校地协作模式等教育科技协作试验区建设经验,从政策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信息协同等多方面提出创新武陵山片区教育科技扶贫协同机制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