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乡村旅游中乡村意象的保护与再造刍议

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景象,即乡村意象.因此,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必须注意乡村意象的保护与再造,着力打造不同于城市的,具有“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的乡村意象.只有将自然景观的保护、生产景观的打造与乡村文化景观的挖掘紧密结合、统筹规划,才能更好地保护与突出乡村意象,使乡村旅游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共同体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贾平凹的小说建构了独特的乡村共同体世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空间发生时空分离与脱域，传统乡村共同体面临地缘冲击、精神观念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困惑，但是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文化和理念智慧对于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找到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耦合及共融路径。对于共同体内的人物，贾平凹以一贯的慈悲怜悯用回乡的形式尝试救赎，暗合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回归性”发展战略。通过乡村振兴与治理改善，美丽宜居的新时代乡村形象对于建构立体多面的当代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亚丁：乡村振兴中的空间生产与想象

[提要]本文从空间理论的视角进入,思考亚丁景区的多元空间实践背后所蕴藏的并行逻辑及其现实意义。首先透析稻城亚丁景区成为“网红打卡地”的空间生产进程,其浪漫化、景观化的表征空间生产与地方意义网络呈现出区隔状态,景区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着困境。但在实际的空间生产中,两重“并行空间”,一是表征空间与实践空间,二是游客空间与本地人文化空间。这两组重并行空间内部并非区隔割裂,而是持续进行着辩证互动。本文认为,亚丁的“并行空间”实践具有丰富的样态,能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乡村振兴提供丰富的建构与话语资源,塑造具有矛盾和张力的新型空间想象,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创造可能。     

乡村景观设计中的空间形态组织

乡村景观是提供传统乡村环境与乡村生活展示和体验的载体。乡村景观的设计以乡村风光和乡村活动为出发点,不仅仅从传统乡村生活和美感出发,更要满足体验者在体验过程中各种行为的需求,考虑乡村景观体验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需要是乡村景观设计的基础。乡村景观空间中的各种要素通过结构关系形成整体后才能呈现出区别于城市景观的独特的形式和意义。通过分析乡村景观的设计需求,从体验者和居住者对乡村景观的体验需求、生态需求、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出发,以乡村景观空间中的点、线、面形态为中心,以静态和动态空间为切入点,提出塑造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适宜性形态组织,建构乡村景观的空间特色和精神意义。     

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的时代建构

陈景润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的代表性符号,其建构体系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论的典型范式。本文从历史学视角出发,探讨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的起源;从核心要素、特殊要素与宏观体系三个层面阐释该形象建构体系的建构要素;从艺术创作的视角总结“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指导下文学艺术、美术、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中各类作品的表现形式;从社会学与受众理论出发,对当前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的革新进行阐释。陈景润的“科学英雄”形象建构在当前已经到了一个重新申明建构理念并完善和确立建构路径的最佳时机,如何继承和发扬“科学英雄”建构理念,将是学界要面临的一项系统性课题。     

数字化时代乡村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与文化空间建构

数字化时代,短视频以新兴传播载体的运行形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大量乡村农人以短视频创作者的身份进行乡村空间内容生产活动,多元真挚的乡村图景展示于公众面前。依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辩证分析框架”,对乡村短视频内容生产的空间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解析,认为乡村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基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三重空间结构,衍生出了乡村独有的“虚拟文化空间”,由此完成了从具身实践、审丑消费、空间纪实到媒介体验、审美消费、空间异质的递阶式空间建构。在交互性的空间体系中,通过保障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增强内容生产的深度化、注重视频空间的衍生化等措施,可为乡村短视频的内容生产提供核心驱动力。     

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重向度

中国提出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既着眼于整体性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也着眼于解决乡村现代化这个世界现代化的“终极问题”。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关照世界,深入研究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重向度,即坚持中国道路,扎根中国情境,建构中国理论。坚持中国道路界定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终极价值目标、主要依靠力量,决定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性质和方向,可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扎根中国情境描述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依据和基本条件,从历史的维度、现实的视角、世界的视野、发展的眼光研判中国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和约束条件,可以避免类似“时代错置”的错误。建构中国理论是在坚持中国道路和扎根中国情境基础上对乡村振兴领域创新理论的阐释、乡村振兴中层理论的建构以及提出能够解决乡村问题的中国方案,可以避免陷入理论恐慌和行动拘谨。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墙绘艺术在乡村景观优化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墙绘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对于完善乡村景观、展现乡村风貌、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明显。从景观设计学视角墙绘艺术可视作一种具有展示性、传播性、文化性、装饰性的景观形式,具有载体形式多样、施工周期短、装饰性强等特点,与乡村景观面积小、较为分散、线性空间为主的复杂空间结构高度契合。将墙绘艺术引入乡村景观优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特色的体现、墙绘艺术大众接受度的提升为切入点,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乡村空间特征及文化特征保留、育人功能凸显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墙绘艺术在乡村景观优化中的创新应用策略及设计方法,发挥墙绘艺术的装饰优势、媒介优势助力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表征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一些乡村并非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被看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化解的问题。城市不断向乡村汲取各类资源,而乡村发展也逐渐依赖于城市,进而呈现出一种“去主体性”样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此外,乡村去主体性还表征为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趋向解构、乡村社会向心力减弱等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以农民组织化重塑乡村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类资源,点燃乡村发展的自引擎,构建平衡发展的城乡关系。     

“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

新世纪乡村叙事有两种农民形象的书写。与占主流的"受难农民"形象书写不同,它们要么侧重从"苦难"和"底层"中发掘和构建富有"新生"质素的令人鼓舞的农民形象,要么侧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所面临的深层的精神桎梏。比较而言,后者更能深刻反映出农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因而更深沉,更有力度。     

土地流转影响下的乡村景观衍变

乡村景观带有城市景观的属性,城市景观也具有乡村景观的属性。乡村景观是指的具有明显乡村性的景观空间。土地作为景观的载体,土地权属的变更必定会带来乡村景观概念与空间的衍变。对乡村空域而言,农村土地的流转直接影响了农田斑块的形态和景观格局,也影响了乡村居落形态的衍变。城乡土地的流转则直接增加了乡村景观中城市景观的属性,推动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流转对乡村景观影响的角度来看,建国后我国乡村景观衍变的阶段,包括四个发展阶段:私有化乡村景观阶段、社会主义乡村景观建设阶段、市场化乡村景观阶段和"类城化"乡村景观阶段。     

社交媒体时代乡村女性博主的形象构建与传播策略研究

社交媒体的大众化让乡村女性的形象构建模式由传统的他塑方式向新媒体的自塑方式拓展,乡村女性博主成为建构乡村女性形象的重要力量。她们建构内容丰富、形象多元,但利益驱动导致同质化严重、形象失真等问题。基于此,乡村女性博主在社交媒体中的建构与传播策略,需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助力提高乡村女性博主媒介素养,引导建构符合主流的乡村女性形象,加大社交媒体平台监管力度,完善平台监管机制,落实平台监管责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让乡村女性平等享有数字发展成果,借社交媒体实现个人发展,共享数字红利,促进妇女事业长远的进步与发展。     

失去乡村的中国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一个华北山区村落的个案观察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城乡教育因急速变迁而产生了痛楚。在打破传统中国“无差别统一的城乡良性循环”,推进近代“新式教育”以来,城市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城乡关系就决定了中国教育一步步地失去乡村,失去了传统中国的乡村文化和乡村价值。21世纪以来的“办学城镇化”更进一步在空间上和地理位置上使得中国教育失去乡村。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不断地接受逐步失去“乡村”的事实,中国乡村也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应对“新式教育”以及“办学城镇化”的诸多调整,最终促成了今日我们看到的中国乡村教育之现实：如果说乡村有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     

被“框定”的中国国家形象：解构与重构

当前,西方国家的涉华话语多以“框定”的方式来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在物质、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具体议程,将中国国家形象转化为其社会中广泛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面对这种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裹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不仅需要突破过往西方基于想象的非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的不实框定,还要在现时的实践过程中探寻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为全球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空间。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完备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并依据从观照本土实践问题中所得来的思想、知识与理论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重构。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