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

“双碳”目标为中国法治建构带来变革契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借助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尽管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中明确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作用，但是现行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尚未建立内蕴“双碳”目标的回应性机制体系。面向“双碳”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规划编制、用途转用、生态修复、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本质是对诸多生态要素实施整体管制和类型管控，故而应以“系统治理和分区分类”为管制范式，重点完善融合“双碳”目标的生态空间规划、基于碳约束机制健全生态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基于碳汇完善生态空间修复和基于碳风险监测构建生态空间监测评估机制。     

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

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而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实现管制对象的全覆盖和管制内容的全方位,是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要在全面推进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上,重视不同空间的功能融合;要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有空间,刚柔并济;要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夯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要加强生态保护补偿等配套制度建设,体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公平原则。     

国土空间治理与央地协同：基于“区域—要素”统筹的视角

明晰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立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应用“区域—要素”统筹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土空间治理领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动的基本逻辑与纵向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提出“区域—要素”统筹是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搭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关键,进而在“区域—要素”统筹的理论框架下提出旨在“区域功能有序”的央地协同机制和“要素有效管控”的央地事权分工方案。未来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权责清晰,形成各级政府权责分明的制度化分权模式;底线思维,加强中央政府对安全风险与空间结构的底线管控与局部聚焦;协同共治,以自然资源管理为支撑的区域统筹治理将成为央地协同的重要途径。     

主持人语

<正>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重要举措,事关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加快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推进,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     

去极端化的宪法文本规范及其实现

去极端化工作的开展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实践,更是保障宪法实施的有力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去极端化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为其提供了最高的规范指引与根本依据.文章通过分析宪法文本中的相关基本原则、制度与条款对去极端化治理的合宪性基础进行...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的逻辑理路——以中央党内法规为对象的考察

将党内法规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当下,党内法规不仅是管党治党的利器,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尤其是中央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通过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进而促进宪法实施,部分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出台和完善具有先导性作用。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的方式包括在党内法规中直接规定宪法内容和间接体现宪法内容两种,并呈现出集中于宪法序言和总纲、积极实施和消极实施并存以及以义务性规定为主等特征。今后,为了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在宪法实施上的作用,应当明确党内法规实施宪法的范围与限度,提升党内法规的立规质量,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加强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     

新时代环境法治观的转向：空间思维的应用

受还原主义观影响，在传统立法过程中通常将环境分解为环境或资源要素并以其为调整对象单独立法。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思想推动下，迈入从“分割治理向整体治理异质转向”时期，即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系统原真性为出发点，以流域、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区等地域为新的调整对象。面临环境法治观这种转向，在同一时期形成行政的空间、生态的空间和整体的空间三种空间形态，以及各治理规则并行的法律结构。但因新旧思维碰撞以及制度惯性作用，导致诸多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重叠等一系列问题。为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遗留难题，需从认知上同步跨入“从整体治理向空间治理同质转化”这一新的阶段，即在环境法立法当中明确强调空间性关照，实现空间思维普遍化、规范化。     

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精神——论《立法法》原第四条的修正

最新修正的《立法法》将宪法精神正式承认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之一,迈出了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一步。《立法法》上的宪法精神,主要是指用文义解释以外的方法解读出的现行宪法规范。宪法精神的提出,为建立包括文义、体系、历史和政策等方法在内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示探索确定宪法解释的立场,据此协调体系内部关系,树立和巩固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和政治权威。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内涵,而环境治理观念现代化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为此,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及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及运用环境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论人大制度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设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承法律委员会原有职权的同时,增加开展宪法解释、加强宪法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等职权。这对促进以往宪法监督制度中的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转变具有积极作用,对宪法监督工作机制建设中的宪法解释工作、合宪性审查工作、具体行为违宪监督纠正处罚机制具有推动作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亦启发完善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应有要素的思考。     

清末立宪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清末立宪在我国的法制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大门。虽然,清末立宪是在后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次屈辱的法律变革,是一场失败的尝试,但是它却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当今我国的宪政建设依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愈加注重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呈现出一个紧密关联、相互协调的整体,并且执行力大大提升。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制度体系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统筹推进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相关制度建设;推进关键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问题与方法

宪法是法治体系的根本依据，也是法学体系的制度坐标。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首先要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今日国家治理领域现实问题艰巨繁多，对宪法理论课题的研究亟待加深，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脉络，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发展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宪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核安全监管现代化的生态重赋

核安全监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能源生态问题、经济生态问题、社会生态问题对核安全监管提出了新挑战。只有将现代生态理念植根于核安全监管现代化全过程,进一步优化核安全监管组织架构、法律体系、技术措施和公众沟通机制,才能有效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系列问题,推动高质量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