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传统女权主义的扬弃与推进

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先驱,她诞生于英国女权主义日益兴盛之时,成长于英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奋力拼搏的年代,她的作品曾被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奉为女权主义文学的经典,其作品内容涉及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她的创作思想和文学主张,揭示了父权制社会男女性别角色二元等级对立的现状,勾画了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模式的设想,提出了女性必须建立一个自足开放的世界,让自己成为自由独立体的观点,使旧女权主义思想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扬弃与推进。     

女权主义对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批判与拆解

20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和随之出现的女权文学批评彻底地颠覆了西方作家笔下传统的女性形象.传统女性形象大多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模式,根据男权社会的需要塑造而成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歪曲.本文试图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与传统,纠正男权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和扭曲,"把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寻觅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重铸女性的文学历史.     

文学语篇中的女性话语

女性话语的提出印证了女性在社会演进中面对女性传统文化所作出的抗争与妥协。女性话语就是女性寻求自身解放、摆脱男权话语禁锢的尝试,是女性寻求自我主体意识构建与自我塑造的大胆尝试,标志着女性对自我精神力量与价值的探寻。要使女性地位得以提高,就必须摆脱男性话语的禁锢,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女性话语的构建,反映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觉醒,是对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所反映的女性主体意识并非是要彻底颠覆传统文化,而是以两性间的对话、互补与谅解来代替矛盾、对抗与冲突。它强调男女合作共存,又不失各自的特征。这样,女性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和认同。     

文学语篇中的女性话语

女性话语的提出印证了女性在社会演进中面对女性传统文化所作出的抗争与妥协。女性话语就是女性寻求自身解放、摆脱男权话语禁锢的尝试,是女性寻求自我主体意识构建与自我塑造的大胆尝试,标志着女性对自我精神力量与价值的探寻。要使女性地位得以提高,就必须摆脱男性话语的禁锢,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女性话语的构建,反映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觉醒,是对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所反映的女性主体意识并非是要彻底颠覆传统文化,而是以两性间的对话、互补与谅解来代替矛盾、对抗与冲突。它强调男女合作共存,又不失各自的特征。这样,女性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和认同。     

中、英女性文学及其女权主义文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把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已有定论的英国女权主义文学（及其女性文学）作划阶段对比、比较，提出三个观点：１．女权主义文学应按照女权主义的发展历史划分为政治女权主义文学和文化女权主义文学；２．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女权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又产生了文化女权主义文学；３．“女性主义”是个语焉不详的名称，不足以说明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及特点。     

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作家 ,早在 2 0世纪末就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探索。她从妇女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角度 ,考察妇女的创作 ,发掘女性文学的传统 ,寻找女性的话语 ,在作品中重新塑造妇女形象 ,积极挑战男性文化霸权。她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男权规范与女性主义纠结下的双重文化镜像——论第三代女性诗歌的文化悖论

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的诗歌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诗歌”,一方面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虐”,以对女性自身生命原真状态的揭示建构起妇女解放的新话语,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返顾与留恋,显示着甘愿回到“传统女性”的倾向。她们的诗歌以对男性显性层面的反抗与隐性层面的依恋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悖反意蕴。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

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主要包含两类:疯癫男性和疯癫女性。如果说导致女性疯癫的致病病毒主要是无爱,那么导致男性疯癫的则主要是历史文化加之男性个体的超重负荷。女性的疯癫更多地来自于情感人性等内部因素的戕害,男性的疯癫则往往来自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的戕害。     

从话语理论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

着重从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论述话语维护和颠覆文化霸权的两面性,力图揭示历次文学论争的实质——谁能说话?说什么?怎样说话?明确新的文化霸权和真理意志是如何在一次次文学论争中得以形成和确立,及其对上述争议性问题给出怎样的“正确”答案,进而为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次又一次文学论争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思维角度。     

“双性同体”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双性同体”翻译论强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视角,能根据原文语境的变化灵活地转换视角。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双性”视角不仅能帮助译者更全面客观、生动形象地阐释原文,而且有助于儿童从作品中接收到正确的性别社会化信息,实现儿童文学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功能。     

论《红楼梦》的女性视角

《红楼梦》的叙述视角是女性视角。其女性视角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曹雪芹双性同体的艺术创作特征;第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观察点;第三是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和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女性文学"概念之争的回顾与思考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开是伴随着对女性文学概念的讨论而开始的,对女性文学概念的争论延续至今。对女性文学概念内涵的争论,不是混乱的、苍白的没有涵盖力与阐释力的空洞能指,它是我们文学史观念和思维方式、方法论变革的重要一步,女性文学概念的讨论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与阐释的空间。     

宿命与反抗：对李碧华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李碧华小说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和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塑造了富有叛逆思想和抗争意识的女性形象,对两性关系进行了深度拷问,向"吃女人"的男性霸权文化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和有力的反抗.同时,也对女性自我弱势心理作出了深刻的审视和批判.     

现代女性意识的文学发动与两种革命——以《傲慢与偏见》《简·爱》为例的审视与反思

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进入19世纪后,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坚强崛起,主动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处境,多维度呈现女性所感所思所爱所行,细腻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在对女性的切身关怀中引领其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均是女性平权的启蒙者与先行者,对应社会革命中的英国式温良与法国式狂暴,其小说《傲慢与偏见》《简·爱》分别以“优雅—适度”“粗野—叛逆”的女性形象展现出对两性平等的基本态度与具体诉求。两部文学经典还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在谋取性别解放中常常迷失于虚妄的性别对抗或男女同质化的悖反现象。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与自由之路坎坷,唯赖“不欲—勿施”式的换位思考与深度尊重,以及公平正义的法制规范与才情差异的性别共识,三者综合施治方有和谐之效。     

汉语言文字及文学中妇女沉沦与闺阁命运之考察

本文从汉字中与妇女性别相关的＂后＂、＂好＂、＂男＂、＂女＂、＂夫＂、＂妇＂等文字入手,论证了中文汉字在造字和训释过程中,男尊女卑观念所造成的对女性的歧视和贬抑;论证了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妇女在汉语言文字中被咀嚼成＂贱＂和＂内＂的身份和角色;论证了中国封建文学史书写对古代闺阁文学的歧视和排斥;论证了晚清末年秋瑾的出现,以其历代才女所罕见的豪放雄健的诗词,宣告了一部中国传统女子文学史的终结。     

论话本小说中的"女助男"母题

面对宋元以来男性渴求女性佐助的角色扮演世态 ,话本小说的作者纷纷把“女助男”母题作为创作的重心。该母题大体涉及到资助、智助、情助三个内容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全方位地显示出男权背景下的女性主体意识。它是依照宋元以后市井社会舞台上出现的男权弱化与女性“丈夫化”现象而进行的 ,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论中国传统祭悼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现代嬗变

中国文学的起源离不开祭悼巫术仪式及其心理实践,并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祭悼文学,形成了鲜明的美学特征。祭悼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参与到文学创作,不仅可以呈现出悲痛亡者与感慨生命的审美特征,形成"追思既往"与"寄语将来"的两种叙事维度,更能表现出一种实用价值与功能体现,以至于在传统祭悼文学场域中形成了重构乃至融合儒、释、道等诸多文化的多元载体,形成了鲜明的文学审美特征。而且,这一美学特征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又产生了新的嬗变,赋予了祭悼仪式、形式、主题价值、载体、文化意义等新的时代内涵。     

20世纪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再创造

20世纪山东作家在继承了齐鲁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新的精神传统.这种新传统主要表现为文化守成主义、道德理性主义、民间英雄主义.这三种精神特征既是20世纪山东文学独树一帜的文化品格,又是齐鲁文化传统在20世纪实现现代转换的历史印记.     

一个概念与当代文学研究——《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简评

《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书以“国家文学”的视角和概念，深入复杂的文学格局并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偏重个案分析．填补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中的学术空白。书中体现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料”本身既是文学研究的资料发现，同时也拓展了研究视野。最值得关注的是本书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