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论新时期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

本文认为 ,与经济体制转换、社会转型尤其是社会资源从集中走向分散趋势相适应 ,1 978年以来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 ,就是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分配。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地位是由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所决定的 ,职是之故 ,对 1 978年以来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分析 ,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变迁     

大众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使命

与传统知识分子"大众导师"的地位相比,现代知识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话语挑战。大众文化产品的"无孔不入",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大众社会中,现代知识分子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而从中心走向了边缘,面对文化资本失落、大众崇拜转移、知识分子的分化,客观公正地评价大众文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主动承担起文化批判的任务,是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的立场和使命。大众文化以它极强的吞噬能力正在迅速推进这一时代。不失天职的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站在一个普遍的、综合性的角度针砭时弊,充当起"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曼海姆语),主动承担文化批判的任务,以其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大众文化的走向,去揭示隐伏在大众文化背后的危机,以冷静的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观点,以纯理性的论证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变迁与身份转型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境况下,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世俗化转向,文化资本的变迁使话语权逐渐旁落到科技知识分子手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当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缩削的原因

针对当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缩削的情况,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了原因: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知识分子价值的评估体系、时代语境、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思潮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现状.对此进行讨论,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明确自己的社会立场和社会责任,推动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     

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之三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化动因与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的西方话语资源和来自民间的本土话语二元互动、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生活命运的改变以及与地域文化地位的因素息息相关.沈从文以"乡下人"作为自己文化身份的自觉选择、周立波自居"中心"而不能忘怀"边缘"、韩少功对"边际人"语言困境的清醒认识等都是时代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湘籍作家们自居"边缘"眺望"中心"的身份定位和文化选择.高度重视母语方言资源成为他们的共识,并由此开拓出一条条成功的泛方言写作之路.     

昙花一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运动——以《新社会》旬刊为中心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改造运动波诡云谲,知识分子被有所期待地推向社会的中心.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们提出"文化"改良方案,然而焦灼的心态、士大夫的依附心理以及自我解构的启蒙悖论最终导致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文化"救国的美好愿望,短暂的文化联盟风流云散.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一批特殊的群体,在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所特有的批判精神更是让其成了时代的洞察者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及其批判精神表现的尤为突出典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知识分子本质特征,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决定的。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知识分子的媒体身份与经典的命运

大众传播时代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知识分子介入媒体必然影响着当代知识的生产、分配、享用以及再生产,也影响了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共生关系,经典在当代文化中的存在形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大众化、商业化以及明星包装策略等媒体主导的遴选机制,使知识分子在介入媒体的过程中,获得公共性而又无自主性、解释性而无创造性、商业性而无自律性的特点,大众娱乐的品质和价值与作为宾正的思想革新和艺术创造的作品之间的区别被抹杀,经典的文本价值被简单化.知识分子成为"顺从主义知识分子"的同时也使迫使经典卷入巨大的消费泡沫中,从而造就了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双重危机.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从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说起

继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之后,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伊斯兰教作了新的阐释和译介,出版了一批新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文章认为,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这种文化自觉不仅表现在解决教内的问题及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而且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社会、其他宗教的误解和挑战,同时希望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     

张问陶诗作的文化先导意义

张问陶诗以其情真事切被时人传颂。其写景诗、抒志诗、赠酬诗中 ,时时表现出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境 ,从而反映着那个政治桎梏时代的进步士子的共同心态 ,成为传统的入世文化与出世文化矛盾对立的历史缩影。联系清代学术研究思潮观照这一问题 ,可见张问陶的诗作 ,正是嘉庆以降“求实”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且具有文化先导的时代进步意义     

当下人文知识分子对农村介入的困境及出路

纵观历史,人文知识分子对农村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当下人文知识分子自身定义的模糊,自身诉求的不同,以及其文化资本与政府政策的脱节,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与农村关系的＂断裂＂。＂和合＂是解决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农村的较好手段。要达到两者的＂和合＂局面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轴;促进教育改革,吸引并留住外来人才;保障＂文化资本＂向经济、社会资本的转化;放宽体制的钳制等。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试析《围城》中方鸿渐的围城人生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意蕴深厚、耐人寻味的小说。他所描写的是一批生活在"人生边上"的非主流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小说以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等人生经历演绎了"围城"这一意象,表现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撞击后的畸形社会特征,着重剖析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与道德方面的弱点,并从中反映出一个行将崩溃的病态社会的真相,透视了在社会人生重压下主人公的精神受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表达了作者对整个旧时代生活的讽刺和感伤,寓示出人生处处是围城的哲理内涵。     

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的现状与构建

在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生态理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割裂的,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知识分子发展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则是创造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其次,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转型社会的必然,所以分析转型社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需要有文化生态环境的依托.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的“社区”,其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想象的底层”?——“代言人”立场的选择

底层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吴亮在抨击那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时不但袒露了自己的思想转轨即明确地承认他曾经信奉、现在已不再完全信奉马克思的逻辑和马克思的教诲,而且公开地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包括剥夺辩护,认为工人依赖资本家养活,而不是工人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与那些世界观矛盾的知识分子相比,吴亮的这种思想转轨不但是中国当代一拨丧失历史感的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产物,而且集中地反映了这类寄生在历史的碎片中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即他们在搁置马克思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的道德批判的同时还反对工人争取美好生活的社会斗争。     

社会资本积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全新视角,它为人们思考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可用的理论基础。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些特征表明,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社会资本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的传统角色及其自利行为;经济理性导致公众、政府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和交流,这些都成为严重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应该成为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