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嫌疑的邮差

许先生是位珠宝大王，不但经营着全城最有名的珠宝商店，还收藏名贵珠宝，所以，常常被盗贼们列入“黑名单”。但是，2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盗贼能够从他这里“拿”走一样东西。尽管没有被“拿”走一样东西，可每次有人要“拿”东西时，都会让他心情不好一阵子。     

论清末民初我国邮差的分类与管理

清末民初时期的邮差,依据其使用的交通工具来分类大致有步差、骑差、车船差三种;邮差的人事管理体制是较为成熟的,不管是其录用和考核制度,还是其待遇和晋升体制均较为系统;就其待遇而言,该时期邮差的待遇基本上是呈上升趋势的;邮政机构已经开展对邮差的工作培训。虽然这一时期邮差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邮差队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邮政事业的进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缩影,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电信诈骗新花样进入居民家

2012年8月13日中午,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甄女士,在家中接到自称是湖北武汉邮局发来的信息,称甄女士有一个邮包因地址不全无法送到,请甄女士回电话详询。由于自己的户籍地就在武汉,甄女士疑惑地拨通了该“邮局”的电话。     

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邮戳

鸦片战争前,澳门和广州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葡萄牙和英国为满足邮政通信的需求,在两地非法建立了最早的外国邮局,并使用了最早的外国邮戳。外国邮戳在中国经历了多次变化,它既反映了外国侵略中国邮权政策的转变,又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沦为你的“前男友”

你打电话给我，说你周末搬家，让我过去帮忙。还是以前那种高声大气、无须商榷、使唤惯了的口气。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原因分析与后果呈现

后税费时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型村庄中,不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老好人”成为村治的主体。税费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带来的系列后果,如村庄治理权力弱化、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等,成为理解“老好人”治村得以出现的制度层面原因;另一方面,“老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与村庄社会变迁以及村庄内生型力量彰显有关。“老好人”治村是上述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导致村级组织悬浮、基层矛盾凝聚、村庄秩序瓦解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流动的代价:村庄问题呈现及治理反思---一个村庄个案的微观透视

作为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冶,村庄是探讨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理想“单元冶。 村庄个案的剖析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付出,包括村庄秩序面临失衡挑战、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村庄悲剧事件增多等等。 代价视角下的问题分析表明,农村村庄治理亟需作出三个层面的反思: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治理实践中需要格外重视村庄的价值,在发展思维和认知上树立起“村庄本位冶思想;从治理主体层面看,村庄治理举措要建立在尊重并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不能把农民仅仅视为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客体,将其置于被动的承受者位置;从治理目标层面看,村庄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政策设计需要将重心置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     

1877—1878年客邮在广州的发展——以《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为视角

客邮是指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在中国传递信息及物资的早期西方邮政系统。《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是鸦片战争之后,1877—1878年客邮在广州发展的具体记录,也是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部分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再现。可以从中认识书信在当时客居中国的外国人生活中的作用,理解客邮对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及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村庄人口差异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

人口流动与社会整合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话题,但就农村社会整合而言,随着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关理论解释不仅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需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从村庄人口差异出发探讨了其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人口差异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但不同的测量指标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各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村庄社会整合,其带来的村庄人口差异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提出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庄社会整合的几个思路或方向,即:立足于村庄人口差异、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创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并在最后进行了研究反思和研究展望。     

“事件团结”与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基于一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村庄共同体在承载生态多样性,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弥补国家基层治理不足等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乡村人口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庄既不是滕尼斯式的村庄共同体,也不是原子化状态,而是呈现出介于二者之间,但趋向原子化的一种状态。文章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村庄精英借助村庄差序格局关系的社会资源和自身具备的外部资源,以行动干预方式,发起并塑造具有共同情感的符号和集体认同的村庄事件,发挥新媒介对村庄资源的整合功能,弥补国家基层组织应有的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功能,使“事件团结”再造村庄生活共同体和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可行性。但也应看到,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还需国家有条件的干预,改进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机制,实现村庄集体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推进乡村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利益基础。     

记得来时的路

一座寺院准备扩建,堂前有一棵珍贵的银杏树需要移栽。方丈便命他的两个弟子去把树移开,并一再叮咛,办好速回复命。两个小和尚来到银杏树前。捋起袖子,挥起铁镐,开始挖土移树。但刚挖了没几下．年纪稍小的和尚就说：“师兄,我这把铁镐的木把坏了,用起来很不顺手。你等着我,我去修一下。”师兄劝他移完树再修不迟,他说：“那怎么行？用这样的镐要挖到什么时候呀!”于是,小和尚扛着铁镐,向着山下的小村庄走去。     

喜鹊是村庄的标点

秋叶落尽,参差不齐的树就剩下清癯的枝条,像扯去汗衫露出筋骨的乡下汉子,尽显本质。枝杈疏疏朗朗,生机已隐去。村庄外的每片树林里都可以看到黑黢黢的鸟窝,有涂满黑釉的和面盆大小,好像岁月结成的茧。灰褐色的树丛,光秃秃的枝丫,单薄而孤寂。树枝拥抱着鸟窝在风中起舞,窝守着树,树伴着窝,在刺骨的寒风中相互慰藉。     

我国农村“迁村并居”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迁村并居”有利于改革落后的农村结构和管理体制,节约土地,集中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生活成本上升,“熟人社会”被打破,农民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社区规模变大、功能增多、成员构成复杂,管理难度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背后的巨大利益或追求政绩工程,行政力量干预过度带来诸多“后遗症”.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依据本地客观现实,关注农民实际利益诉求,按照内在规律开展迁村并居工作;充分考虑农民长远生计,更多地关注、解决迁村并居后农民面临的新问题,培训农民提高其素质和能力,扩大其就业渠道,创建新的社区文化与城市接轨,帮助农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完善社区政策法规,加强社区管理,扩大社区服务功能,保障农民方便生产、方便生活和居住.     

ICTs产品的应用与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 ———基于Y村和H村的个案比较研究

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而且也深刻地体现在“乡乡之间”。文章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并特别关注不同村庄结构条件下数字鸿沟形成的实践过程和机制。“传统村庄”和“工业化村庄”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两种典范类型,并成为我们探讨“村庄之间”数字鸿沟的基本范例。本研究将不同主体在“占有”ICTs产品上所形成的鸿沟视为“初级鸿沟”,将不同主体在“使用”ICTs产品过程中所形成的鸿沟视为“次级鸿沟”,并认为占有和使用上所形成的鸿沟在实践过程中呈现为一种“相互再生产”的效应。笔者最后指出,作为一种“移动网络”的手机或许将成为未来信息技术整合的首要载体,并成为化解数字鸿沟的有效利器。     

地球上最古怪的村庄

在地球上，人类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村庄。有些村庄虽然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但却以奇异的风俗和独特的景观吸引着人们。     

对基尼系数收入界定的建议

收入分配差距是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但收入分配差距不绝对等同于贫富差距。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如何更能反映贫富差距呢?应用考虑生活消费成本的居民实际收入代替居民名义收入计算基尼系数,同时辅之以变异指标等,方能对贫富差距作出较为客观、真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