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生学追问——读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正>赋、比、兴是中国诗学的一组重要概念,这一组概念几乎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着关联。然而,"赋比兴的意义,特别是比兴的意义,却似乎缠夹得多;《诗集传》以后,缠夹得更厉害,说《诗》的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这是朱自清先生在其学术名著《诗言志辨》中所下的论断。对赋比兴的意义不明,导致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赋比兴本义说——兼论赋体的发展

前言 近代论者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其中有的就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而分别阐发各个时期论“赋比兴”的不同涵义,对于读者甚有启发,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掌握“赋比兴”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了解到:“赋比兴”之所以成为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决不是偶然的。 但关于“赋比兴”的本义,一般论者往往局限于《毛传》、《郑笺》和《孔疏》对“诗有六义”的解释,从而把它和《周礼》“六诗”之说说成一致,于实际则不相符合。这个问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     

彭而述的《读史亭诗集》

生当明清之交的彭而述(1405—1665),是河南邓州彭桥人,他文史兼治,著作甚丰,计有《读史外篇》、《读史新志》、《明史断略》、《读史亭诗集》、《禹峰诗集》、《读史亭文集》、《南游文草》等史论、诗、文十二种。遗憾的是除《读史亭诗集》(残卷)存邓州市图书馆外,余皆不可得。其诗作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有“江北十子”之美誉。他在《一松亭》诗中说:“海内传佳句,羞称庆历人。”这当不全是作者的自诩之辞。彭而述经历丰富,交游广泛。他于明末,初仕晋南。在李自成下北京前后,他北上燕赵,东游齐鲁,南下吴越,盘桓荆襄。入清后他提学两湘,巡…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徐志摩诗歌散论

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1931年11月27日,赵景深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写了《志摩师哀辞》。文中记叙了1926年春天作者访问徐志摩的情景,在谈诗时,“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新月》四卷一期)《无题》收入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这首诗为什么被作者自己喜欢,我想大约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性灵与诗魂。全诗以“朝山人”自喻,抒写为了攀上那“最理想的     

《关雎》是一首思妇诗

学术界关于《关雎》有多种解释,我认为它是一首思妇诗。“雎鸠”二字,涵容着民族历史文化意蕴,它甚至带有生殖崇拜文化意味。傅道彬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指出《关雎》以雎鸠起兴,旧注“雎鸠”多误。他认为“雎鸠的意思是雄性的鸠鸟,雎鸠就是男根的原型”。《关雎》以雎鸠关关鸣于河洲求偶为兴,其暗示出来的男欢女爱意味是不言自明的。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关雎》首言雎鸠以喻雄性,象征君子。如果按照朱子之说,这显然言的是“他物”——神圣男根。那么雎鸠又引起谁的所咏之辞呢?我认为是诗的主人公:淑女。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醒世姻缘传》词语拾零

对《醒世姻缘传》黄肃秋校注本中的已释词语,参校其他文献加以探讨,考释词语三条:幞头、作兴、发脚。     

《又玄集》选录杜诗情况浅析

韦庄的《又玄集》是《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一。它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选了杜甫的诗歌,而且将杜甫的诗歌录在首位;二是所选的杜诗,除《春望》外,其余诗作（《西郊》、《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和《南邻》等）均为杜甫寓居成都或在成都附近所作。韦庄的《又玄集》存在的这两个特点与韦庄对杜甫的推崇及韦庄以＂清词丽句＂为选诗的审美标准有关。     

《中兴间气集》谫论

《中兴闯气集》是唐代高仲武编选的唐诗选集。诗集选入的130多首诗歌是“安史之乱”后的作品,大致反映出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面貌。在选诗基调、诗歌分类、与《极玄集》的契合三个方面,《中兴间气集》表现出独有的价值。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钱谦益柳如是丛考

钱谦益和柳如是是近年学术界颇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但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也还很多,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钱谦益《牧斋集》版本问题.当代《传世藏书》所收的《牧斋集》底本最差,校勘也最粗疏,说是"传世藏书",实际上却是最坏的一个版本.(二)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诗歌编年问题.关于《牧斋有学集》中诗歌的写作时间,卷首总目中的记载与具体作品的记载存在着许多出入,读者阅读时需引起注意.(三)钱谦益《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系年问题.这首诗歌在《牧斋有学集》中定为1662年作,但事实上却是1663年作,应予纠正.(四)柳如是《剑术行》与《长歌行》问题.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想引用柳如是的《剑术行》,结果却引用了柳如是的《长歌行》,可能是一个疏忽.(五)柳如是《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用李梦阳诗问题.这首诗化用明代诗人李梦阳的诗歌,并且内容有些不健康,但研究者都没有指出.     

清代词人邹祗谟行年考

邹祗谟为清初著名文士,初以《诗经》题经义著名,后以诗古文辞与董文友、陈椒峰、龚琅霞并为毗陵四名家,最工填词,有《丽农词》及词话《远志斋词衷》,又与王渔洋同编《依声集》,于清初填词风气影响至巨。其填词三书虽为学者所重,但生平事迹湮晦小明。《清史列传》等古籍虽有传记,但皆简略不足徵。文章裒集史料、诗文,对邹祗谟的生平、著述和交游进行考证,对邹祗谟的文学创作研究有创新开拓之处。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