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说与不可说"之说

“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被引用最多、所用范围最广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不是像它字面上的那样清晰,却是值得思考的。维特根斯坦确实谈到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是要看到他的本意是什么,他最主要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我们对他的不可说之说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正确阐述他的不可说之说。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方法论

本文认为 ,“象”的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它是一种以“象”来把握“存在” ,并以对“象”的解说来把握存在本质的方式。“象”的思维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 ,它的产生源于本体论之“说不可说”。它所给出的“象”不同于一般的事物形象。它通过“象”所给出的存在本质也不同于抽象思维所给出的本质。“象”的思维不仅存在于哲学 ,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相比于西方哲学“是”的思维 ,“象”的思维诚然有自己的缺点 ,但也有自己的优点。在今后的时代中 ,“象”的思维应当有自己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论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复兴的动力,是塑造一代新人的重要保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经济全球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控制功能,但在民族品牌的对外竞争上却越发强调后者的巨大作用。民族国家要为自己的民族企业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就必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重视对用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论北洋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

中国近代史上的北洋海军存在于世虽仅七年,但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却令人难忘,追寻与探析北洋海军将士自强不息的求实精神、耿耿忠烈的爱国情怀以及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将会给后人以深刻启迪.     

偶然防卫不可罚说存在的疑问

偶然防卫的案件在实践中比较罕见,但是该问题对于区别学者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具有试金石的作用.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偶然防卫不可罚说逐渐有力.但是不可罚说在偶然防卫的概念、论证思路等问题上存在疑问,且在具体案件当中,贯彻不可罚说可能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因此,采取未遂说,在极其特殊的场合肯定偶然防卫的不可罚性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论民族英才人物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英才人物是民族的杰出代表,可分为传说中的文化英雄和“现实中”的杰出人物。前者包括上古神话和后世“神化”的人物,后者主要指历代的王侯将相和政治家、被世代尊崇的圣贤以及来自民间的杰出代表,这些人都在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继承和丰富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弘扬和培育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精神是民族丰碑中华魂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象征、民族之魂、民族生命之原动力。民族精神是中华魂 ,是争取民族独立、战胜一切侵略者之奋斗精神 ,是实现民族团结统一、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之凝聚力 ,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强大精神动力     

论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准确把握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 ,要将“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对于全面提升综合国力、维护文化安全、保持国家稳定、发展和实现祖国统一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将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全过程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出发点 ,大力弘扬中、外优秀文化 ,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论高校民族精神教育的方法及其应用

本文论述高校在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时应该正确运用榜样示范法、陶冶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非说教式的教育方法,以提高高校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效性。     

民族精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下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深刻理解和把握现阶段民族精神内涵以及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能够充分表达出民族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全球化形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途径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的精神力量,也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任务,发展科学精神、加强社会风气建设、继承传统文化,建设这会主义新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试论民族精神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国力的提高有赖于民族精神的不断发展和提升。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女神》与《青春》:重铸现代国魂的共同追求--郭沫若与李大钊探索救国之路的一段精神联系

郭沫若与李大钊在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曾有一段心神相通、旗鼓相应的密切联系.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他们作为天津和四川的学生领袖,曾共同为重建现代国体而发动罢课与请愿斗争.1913年冬赴日留学后,李大钊以论文《青春》、郭沫若以新诗《女神》又为再造中华和重铸国魂而发出共同的爱国主义心声.《女神》是李大钊青春思想的诗化;《青春》是郭沫若理想国家的象征女神的理性化身.     

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精神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精神都有精辟的理论阐述。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理论,凝聚了民族精神的理论探索;邓小平针对当今时代主题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世纪之交,江泽民则强调,进行文化创新,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可见,民族精神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并且鼓舞斗志,振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