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失八里西迁考辨

公元1370年,即明朝建国之第三年,与跛子帖木儿争夺中亚统治权的察合台后王贺则尔和卓,连续在伊赛克湖畔、阿力麻里城下遭到重创。复兴察合台汗国的梦幻破灭了,贺则尔和卓率残部辗转东撤,在天山北麓的别失八里重新建都。从此,在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西域,出现了一个别失八里王国。     

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察合台汗国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建。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察合台的份地东起畏兀儿之边,即昌八里附近,西到河中,首府为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察合台汗国之主即汗,是蒙古国的藩王,奉蒙古大汗为宗主。大汗从察合台的子孙中择定中意者立为汗,其统治范围在蒙古国时期只据有从畏兀儿之边延伸到河中的草原地带。河中地区和突厥斯坦的农耕城廓之地由大汗委派大臣治理,不属察合台汗国。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察合台汗国在中亚政治舞台上不占主要地位。只有在阿里不哥之乱中,阿鲁忽奉阿里不哥之旨意登上汗位后,察合台汗国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因此阿鲁忽成了察合台     

明失哈密述论

明初西北七卫的建署与哈密的地位元朝灭亡后,西域分裂,吐鲁番、库车迤西迤南为察合台汗国后裔所据;天山迤北迤东为蒙古瓦剌部领地;罗布淖尔(罗布泊)地区为撒里畏吾儿人所据;哈密则处于元威武王纳忽里统治之下。洪武五年,明朝平定河西,在肃州(酒泉)设镇驻守,明朝声威远播西域。在这种形势下,西域地区各民族便渐渐向明朝靠拢,与明朝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洪武七年,撒里畏吾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来贡,明廷将其部属依地域分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各颁铜印,准其分别入贡。次年设安定、阿端二卫统其四部。安定卫大约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天山北路、七河流域和摭古统治者的文明转化

从历史的发展看,征服中亚地区的蒙古统治者最终被当地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和同化了。而这种征服和同化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由蒙古原始宗教向征服地区先进宗教的转化。本文试探讨生活于中亚天山北路、七河流域地区的察合台汗国蒙古统治者的这种文明转化过程。 (一) 自成吉思汗将畏兀儿以西直至阿姆河之间的草原地区分封给察合台后,大致东起别朱八里、西到锡尔河右岸、南自天山北麓、北与窝阔台封地交界的地区,即通常称之为天山北路和七河流域的地区,就成为察合台封地和后来察合台汗国领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察合台汗国的许多统治者都生活在这一地区中。     

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

１５世纪初期,瓦剌（亦称西部蒙古）势力强大起来后,即与明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生着重要关系,构成为西北民族关系的特殊局面。首先是对丝绸之路要道——哈密的争夺,双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明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哈密、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地区,落入了瓦剌之手。其次,虽在关系紧张时期,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也仍然不断。瓦剌首领及其大小头目既接受明王朝封官授赐,又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联系密切,蒙、汉等各民族间的民间贸易更是往来不断     

察合台及其后裔在中亚的统治研究

察合台及其后裔的统治是我国新疆及中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梳理了察合台及其后裔统治的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历史脉络,对我国新疆及中亚地区在特定时间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

本文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的形成，是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

本文对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之间长期保持通贡关系表明,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清朝继汉、唐、元诸朝之后,再次统一西域,对西域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

18 0 5 - 1879年是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改革是埃及早期现代化启动和深入发展最主要的杠杆。由于埃及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 ,英国用武力粉碎了埃及的工业化计划以及美国内战引起世界棉花价格上涨 ,从而使埃及走上了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农业立国道路。埃及的早期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次西方化进程 ,它对埃及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论前苏联对创建黄埔军校的贡献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苏联的热心倡议和积极敦促,孙中山先生才下决心创办黄埔军校;也正是由于苏联为黄埔军校从组织上提供了优秀的军政干部,从物资上提供了大批的经费和军械,并通过被派往广州的军政顾问,积极参与创建黄埔军校的指导工作,黄埔军校才形成了符合当时需要的办学特点,并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总之,苏联是创建黄埔军校的重要动力和得力支柱。     

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的教授派

抗战时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国家在非常时期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团结的组织工具,它是国内各党派和政治团体参与政治的一个场域,其中的教授派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教授派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他们凭借其惯习在国民参政会上鼓吹政治改革,试图推动战时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宪政民主。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从自撰年谱看中国年谱在明代的大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类年谱数量增长,经典作品不断涌现。自撰年谱是建立于明代的年谱新类别,其独具的撰写特色打破了宋元时期以名儒为基本修谱对象的约束,谱主群体日益扩大,并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趋势。明人年谱在编撰体例规范创新、不断完善的同时,保持了题名的多样化特征和编写手法的灵活性,使明代年谱的编撰活动呈现持续繁荣,并为清代中国年谱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葛洪生地葬地新探

葛洪是丹阳句容人,晚年隐居并卒于罗浮山,但葛洪的出生地并非句容,埋葬地也并非罗浮山.葛洪幼年一直和宦游在外的父亲葛悌在一起,所以葛洪很可能出生在葛悌的任职地洛阳或肥乡,而洛阳的可能性最大.至今葛洪的埋葬地共有三种说法.葛洪虽然卒于罗浮山,但罗浮山只留有葛洪的衣冠冢,他没有真正埋在那里.关于杭州西湖葛岭的抱朴子墓旧闻,源自元代诗人吴莱一首诗中的文学虚构.魏晋时期盛行归葬习俗,葛洪卒后归葬到了家乡句容,因此关于葛洪墓在句容的史料记载最为可信.确定葛洪的出生地以及真正埋葬地,对于研究葛洪的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     

从字形演变透视“射箭”的文化内涵

射箭是我国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历史十分悠久。从其字形的演变,可以透视出特定的文化内涵。射箭曾经是先民们生存的手段和军事技能,被列为教育内容。在周代,成为一种礼制的载体,被赋予丰富的人文内涵。     

大同地区祈雨仪式与权威的建构

清末至民国时期,在大同北部长城沿线村落中每逢旱季上演的祈雨仪式,是村落中最为普遍,也是影响最大的仪式。这种仪式的规模在大多数时候超出了一个村落的范围,是在长城沿线城堡带动下的几个甚至十几个村落的集体行动。长城沿线城堡作为地区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在仪式中凸显出来。城堡在仪式中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承担着组织者、规范者和主祭者的重任。城堡的权威也在祈雨仪式实施的过程中建构起来。     

民国大学视野中的经典作家——以青岛时期的老舍为例

20世纪30年代老舍应聘到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到1937年8月离开青岛,这期间的生活和工作在老舍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对创作风格的确认,都在这时期实现了一次飞跃,并完成了从一名大学教授向职业作家的转型。国立山东大学与作家老舍的关系,成为民国大学文化的一道风景,为职业作家与大学文化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