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式知识存在的家族相似现象

在阐述图式的基础上,从家族相似认知角度,可看出图式知识存在着家族相似现象。首先,图式空位的准确填充需要有语词家族的支撑。其次,图式的选择作用依赖于家族相似的激活,家族相似的激活表现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模式。第三,图式的预期作用。这种作用是以家族相似的形式编排的,家族相似的编排能使图式知识形成清晰与有效的图式网,最终完成图式的选择和预期作用,即家族相似认知、填充、激活和编排。     

俄罗斯"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治理演化研究

俄罗斯在以特殊方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在不断变化的企业制度结构中,也新产生影响企业行为的一些消极因素,导致俄罗斯内部人控制型企业产生了长期的无效率的“锁定”和对该路径的“依赖”,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的国有企业较早就有“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企业效率提高的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也必然存在“锁定”和路径依赖。这一点从俄罗斯的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治理的演化规律中能够看到一些经验和启发。     

千叶之花:王龙溪对礼教的推崇、批判与超越

王龙溪服膺礼教,推崇礼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进行礼义教化;同时他坚持以礼修身,通过持礼工夫来提升道德修养、恢复良知。但由于当时社会上礼义与礼仪相割裂,产生了只重仪式不重礼义的现象,故王龙溪对异化后的礼教进行批判,将其视作一朵结不出果实的千叶之花。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强调礼义,他以良知解礼,同时在讨论“良知”时侧重于“无”,追求斩尽枝叶、洗净铅华,以礼义统摄繁文缛节,最终实现良知的光复与礼义的回归。在“无”的方面,王龙溪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因此产生了流弊,开后世“非名教所能羁络”之肇端,但又与泰州学派表现出较大差异。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新观念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企业必须树立新的管理观念 ,如创新观念、“人本主义观念”、团队学习观念等 ,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迎接严峻的挑战。这些企业新观念必将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使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论职业教育发展形态的演变

从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四种形态,即农业经济时代以家庭作坊为基础,以工商业为纽带,与落后的手工生产技术相适应的“学徒制”职业教育形态;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生产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工业经济的专业化与标准化,催生了为企业“生产产品的产品”,形成了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工业社会后期,企业实现了跨国经营和集团化经营,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了“学校—企业”混合形态的职业教育;知识经济时代,现代企业组织的“扁平化”,使企业的每一个体都是创造性的个体,学习将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及其各种组织,职业教育必将是一种以企业为导向、多机构共同参与的形态。     

从孔门弟子到耶稣门徒——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及其宗教观考述

曾国藩家族成员作为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正道为己任,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纷繁复杂,人心陷溺,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基督徒成员,此种现象也暗示了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化”趋势.他们为了国家昌盛,谋求当时社会问题之解决,秉持基督教救国论,以基督教作为其救国之手段.此外,他们还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践行儒耶互补,并有部分成员将佛教信仰亦带入自己的生活之中,使得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儒释耶三教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

本文以广西柳州著名的“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为线索,讨论了明清以来一个居于“内地边疆”地区的家族之变迁。通过正史、地方志、碑刻、族谱等各类史料,梳理出柳州计氏家族通过科举从一个地方土司家族上升为书香门第,在遭遇危机时编制家族叙事与再造风水以重振家声,最终生成一个多民族宗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缔造的地方社会空间为家族与宗族这类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动性的活动场域,而宗族所推动的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间的沟通与互动又促进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一)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此，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相应地培植起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国家”的基础。在宗法社会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下，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一种特有的根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一）家的价…     

冲破福利企业政策的“重重迷雾”

近年来,福利和企业政策存在着做法不统一,有关部门在政策规定上相互抵牾和矛盾的现象,令各级福利生产部门无法可依、无所适从,福利企业政策可谓“迷雾重重”。五种现象凸显福利企业政策的“重重迷雾”现象一:福利企业的兴办主体不统一。民政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劳动部、     

当前中国家庭道德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发展,出现了各种道德价值体系冲突与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倾向,反映在家庭道德观上,出现了某些家庭伦理“失范”与家庭道德观变迁的现象。其主流是家庭道德观的更新与进步,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然而,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也诱发人们产生种种反道德、反社会的行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又冒了出来。家庭伦理的“失范”现象与家庭道德观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第一、反映在婚姻关系的准则上,婚姻关系中的感情含量、精神文化含量呈上升趋势,并越来越成为决定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主导因素。但目前,大多数人仍以“人品好、有才能、会过日子,能白头到老”的实惠稳定的婚姻作为理想模式;同时,拜倒在金钱脚下的功利婚姻观与牺牲婚姻当事人的幸福,为家族利益摧残人性的封建婚姻观有抬头倾向,以重婚纳妾、跨国婚姻、包办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等形式出现;人们在婚姻选择上拥有更多的“个性自由”,社会对多样化的婚姻选择呈逐渐理解的态度,“离婚自由”正在成为现实。据《青年研究》1987年12期     

构建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

当前,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作用,消除“５９岁现象”,化解“冯根生难题”,促进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５９岁现象”与“冯根生难题” “５９岁现象”主要是指企业经营者在５９岁左右,也就是即将退休之际出现的心理失衡、晚节不保,乃至以权谋私。违法犯罪的现象。近年来,在一些企业所发生的“５９岁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一案。褚时健是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该企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经过１７年…     

试论日本企业集团的所有制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解散财阀的民主改革,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解散财阀措施并没有根本上触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通过解散财阀总公司和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消除了战前日本垄断资本的封建家族式统治。从财阀家族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原财阀所属企业,后来以相互持股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从集团整体来看,构成了环形的持股形式。这种垄断资本集团     

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

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诗经》“行役诗”是表现行役者非人生活,抒发行役者哀伤怨愤情感的作品。动乱的时代是产生此类诗歌的社会根源。浓郁的悲剧性和强烈的“奔进”表情法使《诗经》“行役诗”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关于“四种错误认识”的几个问题

前一时期,对于在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着的以“一切向钱看”为突出表现的经济主义思想、片面强调“立”而忽视“破”的倾向,不承认搞活、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和不正之风有任何联系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四种错误认识,有的同志曾加以否认,并认为把“四种错误认识”说成是产生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错误的。那末,“四种错误认识”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根本不是产生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现象的部分原因,因而根本用不着加以纠正呢?下面就这几个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古希腊实践智慧的消解与近现代技术的异化

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对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异化”根源分别进行了自己的探究,但实际上这种异化现象从思想理论层面上来说肇端于西方近代思想家对古希腊“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内涵进行过度的“技术”解释,即用“技术”吞并了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含义,从而使实践智慧被消解,理智德性也不再对道德德性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这就必然导致技术“异化”现象的发生,即技术理性被无限放大,使其与道德德性渐行渐远。因此,为了消除和防范技术的异化,应该重视挖掘古希腊哲学中关于实践智慧的合理性,从而使实践智慧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其理论价值的同时对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     

论日本的公司体制转轨

自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便逐渐建立起了股份公司制度,并在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组建起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公司体制。后经“战时经济体制”的强制作用,使家族资本主义的公司体制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结为一体,形成了政企统合的“御用”性公司体制。战后的民主改革又使公司以银行为中心结成了以法人治理为中心的法人资本主义公司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展开,日本传统的公司体制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可以说,当前日本公司体制的变革是一次脱传统文化的制度性变迁的转轨。     

“大官”干小事“小官”说大话──企业管理者亟待矫正的主次倒置现象

“大官”干小事“小官”说大话──企业管理者亟待矫正的主次倒置现象胡东成一个企业是由各个不同层次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搞好上下左右的科学组合，充分重视和发挥各层次的功能，才能使整个管理系统顺畅、协调、高效地运转。然而，当前一些企业出现了一种“大官干小事，...     

穆时英的小说创作

中国的现代小说,如果说在二十年代是以“乡土文学”和“自我小说”为人们所瞩目,那么进入三十年代之后,最引人注意的便要算是都市题材的小说了。《子夜》和《骆驼祥子》等作品的出现,使文学史家欣喜地写下了“长篇小说的繁荣”这类词句,同样,这方面的短篇,史家们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来。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偶然,是由三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决定的。因此,当十八岁的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H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