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独断论到良知准则论——理学的权威主义原则及其内化

<正> 儒学自先秦开始,即力图使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获得适当定位,这种努力具体地展开于其经权学说,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统一理念论理与境遇论理的意向。然而,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原始儒家的经权学说逐渐开始向权威主义的价值观衍化,这一趋向在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在理学的不同流派中,权威化的强度并不完全相同,相对于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理学,陆王多少为主体的自主权保留了一定的理论空间,使理学的权威主义价值取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神学形式下的人文内涵——董仲舒与儒学的衍变

原始儒学衍变到董仲舒,其形态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孔子到孟荀,远天命而近人事大致构成了儒学的主脉,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宗教观念的淡化和人文精神的确立。相形之下,在董仲舒那里,与天的人格化及天人感应说相应,儒家的价值体系被罩上了一层神学的阴影。如果我们透过这层阴影,便不难发现其神学形式下的某种人文的内涵。后者在本质上表现为儒家价值原则的延续,当然,这种延续同时又伴随着内容的转换。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

人既是个体(自我)又是类(群体),自我与群体如何适当定位,是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作为人伦的关注者,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对群己关系作了原则的阐释。尽管儒家并不否定个体,但就总体而言,群体的认同无疑压倒了自我的确认,这种群体原则在尔后的正统化儒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中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至明清之际,与历史的剧烈变迁相应,传统的群己之辩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后者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仁道的重建与超越——理学对天人关系的考察及其内蕴

一从先秦开始,对人(作为族类的人)自身价值的反省,便构成了儒家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而这种反省一开始即关联着广义的天人关系(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魏晋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风行,对神的膜拜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了,儒家的人文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便历史地提到了理学的面前。与玄学首先注目于天不同,理学一开始将侧重点转向人自身的价值。《老子》曾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既蕴含着道法自然的观念,又表现出忽视人文价值的趋向。其中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佛道的共同看法。对这种价值取向,理学家颇有异议。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便明确指出:“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汤用彤先生曾对魏晋玄学治学路径作过精妙的概括,他说玄学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今期神理之妙用。此时期自然与名教之论亦不外乎此,自然（nature）乃“本性”、“本质”、“体”之义,名教根本则是儒家一套伦理规范。魏晋玄学家虽自然观不同,但大都有持同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其间也有貌似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二者共同所毫不迁就的是异化的名教,相比之下,前者的学思更为精致,后者所敞开的心胸更为坦真,更显热诚执著,结合前者也更耐人寻味。本文在生命境域倾心后者,在学理上同情前者,并对其中所隐含的疑难作了显示。     

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

作为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理学,它的演变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批判继承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后期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具有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以至先前儒学思维形态的特点: 一、理学是具有思辨性的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思辨性的哲学,除玄学以外,还有佛教哲学。然而先秦、汉唐以来的儒学,却基本上不具这种思辨性。理学则是以儒家的伦理礼法思想为核心,批判地吸收玄学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以及道家、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来弥补原有儒家哲学学说的粗糙、浅陋和没有严密体系的缺陷,而建立起来的精致的、思辨的、圆滑的哲学体系。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刘勰的圣人观与情志说和物感说——兼论《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按汤用彤先生的说法,玄学作为魏晋新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派思想进行一个新的组合,从而使那个时代的思想表现了特殊的精神。组合的结果,就是“以老庄(自然)为体,儒家(名教)为用”。①《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种组合。一方面,刘勰的文学观中有不少命题,如自然说,虚静说,物感说和情志说等,都与道家思想有着血缘关系,但另一方面,刘勰又通过玄学的圣人观将儒家思想输入《文心雕龙》,从而起到节制和平衡道家思想的作用。圣人观可以说是《文心雕龙》进行思想组合时的枢纽或关键。于是,《文心雕龙》中儒道两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又不无勉强的调和状态之中。正是这种调和,暴露出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心灵的中和蕴藉——魏晋时期的玄儒哲学

从哲学发生角度比较玄学与儒学的异同,可以发现二者在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方面的属性差异。魏晋士人越过式微的汉代经学化儒学,重拾先秦人本主义儒学的精神内核,将心灵的中和蕴藉作为联结点,将儒学与老庄学说相结合,从而构成了魏晋玄学。     

文与质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儒、道、墨三家文质观综论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础范畴。文质对举始于儒家又不限于儒家。除孔子最早提出“文质彬彬”这一经典性命题即儒家的文质论外,还存在以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非儒家文质论,与儒家相抗衡。质是实体,文是附丽其上的文饰。儒、道、墨对同一实体却各有侧重,儒家强调社会伦理本体,主张质实与文饰高度统一;道家高扬了宇宙自然本体,力主质素而摈弃文饰;墨家执着于现实功利本体,坚决以质用否定文饰。在文质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把握上,儒、道、墨三家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三家文质观有冲突又有和谐。道家以质反文,但真正否定的是人工雕饰之美,它从另一方面提倡质朴自然的“大美”。墨家则彻底反美。这样,表面上道、墨一起与儒家相对立,而实质上,却是儒家居间中和,以伦理调停了审美与功利的内在矛盾。这样,在先秦形成文质这对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范畴结构。     

关于现代儒学本体论重建问题的思考

在儒家现代重建的过程中,本体论的重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探索当中,关于儒学本体的重建或重朱熹(如钱穆)、或重阳明(如张君劢),多有分歧,且各有所本.本文主要通过对宋明儒学中朱熹关于"理"和王阳明关于"良知"的这两种主流本体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对现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剖判,认为有必要将传统儒家的两种本体概念进行整合,"纳方于圆",跨越朱、王干本体论上的分歧,在形而上的领域重建一种"天包含人"的新型本体论.如此,现代儒学的重建或许才能走出一条路来,并且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