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儒教"问题的模式探析

超越传统儒教问题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用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直接探讨替代儒教问题的替换模式;弃用儒教说法,专注中国人的信仰和传统的终结模式;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资源来重新塑造儒教观念的重塑模式。尽管这些思路各有优势和局限,但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对于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现实发展及其出路的关怀。     

1978-2000年中国的儒教研究:学术回顾与思考

1978 -2 0 0 0年中国的儒教研究经历了二个阶段 :1 978年底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说至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第一阶段 ,2 0世纪 80年代来至 2 0 0 0年为第二阶段。二十年间儒教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分歧亦较大 ,最大的分岐是“儒教是否宗教”以及“儒教在当代社会的意义”。本文就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情况作一梳理并就儒教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浅谈马克斯·韦伯与中国儒教伦理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研究入手,在对比中分析了韦伯关于中国儒教伦理的研究思想,从中展示了中西方传统伦理的一些相异之处,指出了韦伯的儒教伦理研究两个方面的不足。     

认识儒教

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一种怎样的宗教?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澄清一些笼盖在儒教问题上的错误见解,突破基于欧洲宗教经验的宗教学理论,面对业已存在并仍在发展着的活生生的儒教事实,恰当理解儒教作为宗教之教与教化之教的合而为一,并以追求成圣作为终极目标的宗教特性。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组成部分的儒教建设,是康有为以来开出的一条儒家重新体制化的可能道路,同时也是儒学义理落实人心的具体方式。     

儒教与各大宗教的对话

儒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它载负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能够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面临洋教的冲击,应确立其主导地位,这样对于促进世界和平,提升人类道德素质都有积极作用。     

论儒教的宗教性质——《中国儒教论》前言

《中国儒教论》意在通过儒教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来揭示宗教的本质,进而阐明儒教的宗教性质。宗教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神的信仰。而神,乃是超自然力的化身。至于这种化身取何种形象,则要以具体情况而定。     

任继愈的儒教观及其宗教思想史意义

任老的儒教观包含几个基本观点:儒学是学,儒教是教;儒学宗教化,形成儒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儒学宗教化有其自身思想神学性的原因;儒教要批判,但历史上的儒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基,不能简单否定了事.这些都对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有启示意义.     

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几十年争论,焦点集中在儒教是否有一个至上神,是否存在以此为中心的宗教制度或组织。实际上,即制度即分散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儒教的关系主义宗教模式,进而摆脱了以至上神为核心的宗教定义方式,决定了儒教的宗教性表达形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一神教排他性而予以制度化。因此,儒教既有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亦有个人信仰者的弥散型道德讲求。其大,可囊括天下;其小,能独善其身。这就建构了中国儒教的社会学意义。     

面向构筑世界和平的儒教伦理

东亚国家很少有全体认可一种宗教的情况,而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亚洲不仅应是政治和经济强大的地区,也应该是提出独特的民主伦理,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根据地。儒教是这其中最值得注目的,但存在若干问题。对此可以抽出其中符合现代的部分进行重新编写;慎重的处理儒教和其他道德体系的关系;采用“虽然内容上是儒教道德,但外表上并不以儒教语言作为标志”的方法。“废除霸道,追求王道”,可以普及用儒教道德为和平做贡献的理论基础。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更显示出了这种人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综合思维方式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

中国远古先民有一个独立的上帝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否定。儒家向来提倡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泯灭了天(上帝)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儒家没有一个至上神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神学宗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贯彻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无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史。儒家的宗教性在其道德宗教方面,其主旨在于妥善地处理天和人、人与人、人的内在自我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在当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观点以来,先后经历了3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儒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跳出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逐步驶入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面向事情本身”的学术正道。     

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信仰的失落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伦理的深刻影响,引发了当今中国的尊孔读经潮和所谓的"儒学复兴"潮。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说迥然殊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着眼点落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上。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层面上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政治层面上,不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思想文化层面,其思维方式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博爱精神、重视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和好学精神,具有普适价值,可以实现其现代转化。研究儒家思想,应当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基于儒家思想的现代管理模式研究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经验,已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系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将儒家智慧中以人为本,以德治为基石,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作现代诠释,可针对现代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构建基于儒家思想视域的现代管理模式及其实施对策。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