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

本文试图探讨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并由此判断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基于一项2006年的全国调查数据,笔者设计了一套态度测量量表,区分政治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态度特征,分析中产阶级的主要态度倾向。研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既有保守主义的成份也有自由主义的成份,中产阶级在当前肯定是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但其未来走向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中产阶级”研究：疑问与探源

中产阶级研究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开创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研究。虽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已经有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过中产阶级概念或对中产阶级进行过讨论,但第一个从社会学意义上对中产阶级进行研究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产阶级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学者们研究的中产阶级,而且财产状况和财产关系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划分中产阶级的唯一标准,阶级意识、政治与社会地位及文化心理都被马克思恩格斯纳入中产阶级研究的范围。     

20世纪美国黑人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社会地位

从黑人中产阶级的构成、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压力等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在20世纪的发展演变.并进一步指出,20世纪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无论在主体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地位变化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同时,由于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美国黑人中产阶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白人和黑人社会的双重压力.     

中产阶级: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

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通过其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理性诉求以及与集权和专制的对抗,成为法治社会的阶级结构性基础;中产阶级的多元财产诉求,通过对财富的占有、对技术的支配、对消费的拉动成为法治社会的经济均衡性支撑;中产阶级把追求平等和消除不自由作为政治目标,把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契约作为经济追求,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理性精神,构成法治社会的思想主流性导向.     

英国在印度推行西方教育的初衷及其影响

莫卧儿帝国时期 ,印度谈不上有任何由政府组织和支持的教育制度。由于宗教目的和范围的狭窄 ,受教育阶层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将近二百年中 ,英国所推行的西方教育 ,使印度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队伍中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 ,从而对印度的社会变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75 7年 ,当东印度公司开始它在印度的政治生涯之际 ,无意中把一个西方化的教育制度强加于印度 ,既然东印度公司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贸易 ,就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干预社会和宗教机构 ,而只是需要精通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     

试论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限度及其超越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不是一对一的单变函数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学术界探讨的只是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理想类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中产阶级与政治社会化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演变规律；理性地分析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理想类型”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演变规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社会化具有良好的政策意义。     

民主视角下的印度腐败原因探析

印度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学术界对印度腐败原因的已有分析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强调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印度教的文化传统对印度腐败的影响。实际上,印度的腐败还与不完善的民主制度紧密相关;缺乏权力制约和规范的政党制度、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民众参与和不健全的司法体制都是印度腐败盛行的重要原因。     

个体化的限度——公共性与团结性的社会整合路径探索

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个体化进程凸显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社会以及有风险的人生，社会整合成为重要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以超验共识、物质利益和国族意识为参照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化社会新阶段不同文明的特征缺乏全面理解。在个体化背景下，社会整合是指个体关于现代社会的想象，公共性和团结性是个体化社会整合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具有生活政治特征的公共生活，而后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以社群生活为主的小共同体生活和基于国家认同的大共同体生活。在比较的意义上，社会整合蕴藏的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内在差异，型塑了中西世界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     

尼赫鲁社会主义探析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现代印度杰出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袖和政治家。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为印度独立和发展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尤其在印度独立后,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他提出的一整套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及其实践,对维护国家的独     

中产阶级与西方法治进程

法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法治却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之特殊性使然.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它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轨迹.西欧中产阶级的兴起,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结构性基础,使近代法治得以确立.而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其缔造者以身份普遍平等的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建立起现代最为先进的民主宪政体制,成为众所接受的政治规范.因此,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也必须从建构法治的社会根基--中产阶级着手.     

“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印度在南亚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印度的地区和自身经济发展政策深刻影响了南亚经济合作进程。近20年来,印度对南亚经济合作的重视逐渐超过对政治、安全问题的顾虑。在其积极推动下,南亚经济联系有所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经济融合的整体水平仍不尽如人意,表现出内聚力弱、外向性强的特点。总体而言,印度在地区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产业基础差距较大,贸易互补性不强;贸易成本较高;南亚其他国家对印度的投资吸引力较弱,以及地区政治、安全因素干扰等。     

印度政府经济发展理念的变化与经济模式的转型

印度独立之初，确立了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理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面临激烈的政治斗争，英·甘地采取激进政策，突出社会公平。8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尽管进行了侧重增长的经济调整，但步伐慢，幅度小。直到90年代，由于内外因的相互作用，拉奥政府开始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Building the case for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shifting our gaze from margins to centre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anada, an overlooked dimension of the scholarly works and public debates on income polarisation. The article includes four sections: (i) original empirical research, sharing snapshots into the status of Canada's middle class emphasising its chang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ii) an explora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iii) an articulation of the avenues through which the middle class can be operationalised for study; and (iv) the implications of a deteriorating middle class, which suggests both a deepening of destructive effects of neo-liberalism yet also highlights opportunities for resistance. Recommendations for social movements are highlighted. While the contex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for this study spread beyond its bor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where the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 are accruing.     

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

本文基于2010年广州市的千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发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中的自我选择性：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而在1998年前的体制外和1998年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购房。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不购房者如果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上升。在1998年前体制外和1998年后,那些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等级会更高;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由此可知,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影响住房分层的结构因素,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高的居民住房等级也高”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居民的自我选择过程。     

Social etiology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India

Religion, customs, age-old prejudices, etc. have put Indian women in a subservient and exploitable position in many domains of life. Low rates of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lack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value biases operating against them, etc., have resulted in the women being dependent on men folk and other institutions of authority like the family, neighborhood and the society. They are usually ignorant of their rights and even if they are not, they do not have easy access to justice.The issues related to women are being raised and discussed in various fora, in the recent times. Of the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gaining more and more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the world over. But despite the enactment of laws, formulation of reformative legal processes, provision of legal aid to the needy, extensive use of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onduct of Family Courts, Women/Family counseling centers, etc., women in India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concretizing their Constitutional Goals into reality.The problem has to be visualized in a wider context and cannot be viewed in isolation from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society. Legislation alone cannot by itself solve deep-rooted social problems; one has to approach them in other ways too. Therefore, what is required is not only a strong legal support network but also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essential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 and a change in attitude and mindset of society, judiciary, legislature, executive, me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woman herself. Restructuring society in terms of power and role relationship while emphasizing the egalitarian values is the need of the day.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分化：1、社会收入的差距（包括个人的收入差距,政府各部门之间、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俄罗斯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社会边缘群体”和“新贫困者”。“社会边缘群体”是一些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新贫困者”是指前苏联时期,以教授、工程师和医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俄罗斯社会改革前,他们生活安逸,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生活艰难,变成了俄罗斯的穷人。3、新中产阶级。 俄罗斯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中间阶层消失了,出现了新的以企业主为中心的中产阶级,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使俄罗斯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面I艋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