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从老年人个体生活质素角度来分析子女数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以验证“多子即多福”的观念.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都不显著,基本否定了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更高、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精神状况更好以及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四个假设.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显著影响;城乡仍有子女处于不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低;有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更强;同住、有子女不在婚的城市老年人,其精神状况较差.子女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提供养老资源的方式以及质量上.     

边疆地区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衡量老年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月收入、亲密朋友个数和子女个数的不同会对边疆地区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做好基本生活保障、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特点建立或健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制和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对于提高边疆地区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城乡老年人尊重需求的满足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南通市1440份问卷调查

对南通市1440名城乡老人尊重需求的满足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城乡老年人中感受到子女尊重的人数最多,感受到村居成员尊重的次之,感受到村居领导尊重的最少。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更多感受到来自子女、村居成员和村居领导的不尊重。影响城乡老年人尊重需求满足的因素主要有老年人个人情况、老年人所在村居尊老敬老宣传和实际敬老行为、老年人整体社会保障状况等。社会可改善各相关影响因素,以提高老年人尊重需求的满足程度。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子女支持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子女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护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两种子女支持行为同时纳入模型时,虽然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生活照护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通过分组回归和引入交互项的检验,发现男性和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反应更加敏感,子女生活照护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因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建议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子女支持资源,促使老年人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关系。     

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N市为例

老年人以往常被视为信息化社会的边缘群体,但近年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微信的广泛使用带动了老年网民的大幅增加。基于提升全面幸福感和老龄社会不断深化的双重背景,本研究对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16名在N市居住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3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中,仅有一个维度即微信的信息联接功能和服务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 197**,p <0. 01),而娱乐消遣、自我呈现和生活服务等功能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回归性分析表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身体状况和家庭结构,微信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仅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     

影响城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诸因素分析

以“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对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依靠子女养老仍然是城市老年人偏好的养老方式,他们更愿意与子女同住或者居家养老,而不愿入住养老机构。从总体上看,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于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有较大影响;此外,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健康状况、拥有女儿数量等也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意愿与方式的主要因素。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基于成都的社会调查

以"成都市武侯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及服务需求"调查数据为依托,对影响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对城市老年人而言,其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选择受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居住方式、经济状况、养老意愿、子女数目等因素影响,但现阶段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和健康状况。     

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文化解释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原因与动力,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是"推-拉"理论,但这一理论仅仅解释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经济动力。利用路径分析方法比较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发现生活质量是主观幸福感最重要与直接的预测变量。除掉教育、职业、收入等直接经济因素,城乡居民在休闲娱乐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生活质量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着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推-拉"因素,推的力量来自于农村匮乏的文化娱乐生活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拉的力量来自于城市更为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生活质量。     

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维分析及政策意涵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的差异及其经济性影响

对江苏省南通市1440位城乡老年人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与1994年和2000年相比,目前城乡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除了自己现在劳动所得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外,子女补贴的比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且在老年人收入来源中的排序由第一位下降为第二位,收入来源是自己的离退休金的在城市老年人排序第一,在农村老年人虽仍排第三,但人数比例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来源随其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态、60岁前从事职业等个人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老年人收入来源与其收入水平和经济状况存在相关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21世纪是“世界性人口老龄化”的时代 ,中国老年人口是世界老年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庞大的中国老年人群中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和把握这些差异 ,并对改善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状况提出合理化建议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 ,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差距。     

浅议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农村人口的基数大、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等影响,户籍制度改革将继续深化,按一定的目标和步骤,坚持推进城镇化、以人为本、政策配套等原则,积极探索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人口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     

城乡老年人生活需求满足状况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贵阳市1518份问卷调查为例

利用2010年8月对贵阳市1 518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在经济支持、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社会交往和居住安排6个方面生活需求的满足状况,并将它们作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支持的满足程度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强变量,居住安排没有影响,其他4个方面的影响强度依次是: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社会交往、精神慰藉。从城乡来看,经济支持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强变量,但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强的变量则是生活照料。     

代际支持对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老年人慢性病现况研究,了解我国慢性病的现状;了解代际支持现状,在不同性别、年龄、城乡、医疗保险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对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健康的影响。经济支持在不同个体特征、社会状况人群中的差异显著,而联系、看望频次主要在不同年龄段和医保人群中差异显著;代际支持对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自理能力有影响;慢性病人群抑郁占比高,应加强对慢性病人群代际支持的重视,关注其心理健康。     

完善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老年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社会问题,现代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满足老年人生存需要的经济社会基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提出了挑战,为提高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必须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     

健康状况、群体差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基于开封市的实证调研

本文根据开封市城乡老年人的实地调查数据,描述了城乡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基本特征,并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了城乡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健康状况及群体差异对城乡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老年人对医疗需求最多,其次为休闲娱乐服务需求、生活照料服务需求。研究证实了健康状况、群体差异对城乡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显著,由此,需从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缩小医疗服务群体间差异;树立养老服务统筹发展理念,弥合城乡间政策结构失衡两方面着手,更好地满足城乡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