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咨询网络的构建与运行机制设计——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强化和完善政策咨询是提升公共政策民主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方面。如何从网络和机制上做好政策咨询工作是当前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经过十多年实践探索,澳门特区并不缺乏政策咨询的组织设计,唯多元咨询机构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合作和贯通。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立志在科学决策上有所作为,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善用专家和民间智慧,建立起结构良好的政策咨询网络。同时,应在组织设立的基础上,设计出多元、多层咨询机构间的协调、协同与协商机制。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强弱群体分化明显,使政府面临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任务非常艰巨。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构建整体性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协调机制——以重庆市忠县、铜梁县和南岸区的调查为例

从整体性政府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政府为开展新农村建设而推出的系列普惠性支农政策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实质是政府公共政策严重"碎片化"致使的政策功效相互抵触。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构建整体性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协调机制,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跨部门协调。跨部门计划生育政策协调机制的结构设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等级式和协商式。     

协商民主、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个案分析

公共领域的协商在现代社会的公民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区治理领域,多元共治已经逐步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社区协调组织的产生,使得基层协商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并达到协调社区利益和整合社区资源的目的,最终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目前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需要构建更加成熟的协商民主过程和机制。     

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

政策作为一定政治系统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于公共政策活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机控制,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和有序发展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往往取决于政府管理是否有效.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管制功能,通过公共政策可以规定政策对象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此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由于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政府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政策必须首先从分析政府工作开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的特权,政府官员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统治决策,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实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全球政策研究”简介

“公共政策研究”(简称“政策研究”)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它通过对公共政策的起因、制定、执行和效果的分析来了解政治过程和社会,并指导人们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7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几乎成了现代政治学的主流。长期以来,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只有各国政府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此过去的政策研究学者们主要分析的是各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和决策过程。但近年来,以美国的马尔温·索鲁斯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政策研究仅限于研究和分析各国和各国以下各级政治组织的政策是一种欠缺,应当将这种研究扩展到政治组织的更高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全球层次,分析和研究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合作、集体解决国际性问题和全球问题的过程。     

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协调功能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层次结构在分化,利益关系格局在调整,导致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公共政策活动具有引导利益观念、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分化和分配社会利益价值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公共政策活动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即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妥协机制和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玄武区三社联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

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社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在社区。近年来，南京市玄武区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着力点”，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创新“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尝试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加快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探索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民族地区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及路径选择——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乡村变迁的特殊性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把握二者的互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探讨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三种互动逻辑:一是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的方向并成为其核心内涵,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特别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二是生态文明界定乡村振兴的底线并提供动力支撑,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组织动力和文化动力)特别是农牧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规制性功能;三是从生态、生产、生活三个维度分析二者的内在互嵌机理,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外聚合动力实现协同治理,通过对人与自然、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向新型农牧村社区演进的可持续目标。     

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

利益集团是一些有着某种共同利益要求的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公民和决策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利益传递机制。西方国家的政策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对进一步疏通民众利益诉求的管道,提升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利益集团表现出明显的“自利性”的特征,因此,政府必须采取适当而又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     

大社区管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之重构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处于"社区制"阶段,社会结构转型中政府与社会成为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区自治日益凸显。完善社区制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启动,从建设理念、运作体制、职责配置等方面共同推进社区管理体制转型,构筑自组织、自协调、自循环的大社区管理模式。     

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与社区自治组织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环,在于推进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合理定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在承接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社区自治组织相对来说还处在被动和尴尬地位,解决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问题,减轻社区自治组织角色之间的张力,在于创新社区自治组织职能与机制.     

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评估是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需要与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评估首先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本文在回顾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理论方面,通过与前三代评估理论比较,得出价值判断是政策评估的基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费希尔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实证辩论"评估框架; 评估方法方面,自下而上的评估方法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的评估方法更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实践方面,主要集中于研究理论与实践难以结合问题、评估政策与评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评估主流化问题等方面。     

“两委一站”:社区治理的新探索——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

广州市越秀区经过3年多试行"两委一站"社区自治管理运作模式的实践,探索政府行政事务和社区事务相分离的社区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有效对接,虽然有成功的经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清晰、不协调的地方,需要从实现社区自治组织的再造、建立社工队伍专业体系和"大社工"新模式、探索新的社区财政机制、创造社区民主意识和社区参与的引导机制等方面探求新的突破。     

志愿组织政治化趋势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及对策

通过对中国志愿组织政治化状况的分析,指出政治化是志愿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志愿组织通过各种政治化途径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对“一元政治模式”形成了一定的挑战。面对政策环境的改变、政策主体的多元化,提出政府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志愿组织的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志愿组织政治参与的机制,支持志愿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改变旧的管理制度,采用“分类控制”的方法,以“项目”为契机,提升志愿组织自身的能力。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公益创投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新的探索,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资金来源广、参与主体多、强调社会组织提高服务的独立和相互竞争、项目实施周期短等特点。社会组织需要在公益创投中平衡自身发展定位与政府服务购买偏好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也需要在厘清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突破瓶颈。     

地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类型

从生成方式与受益范畴两个维度选择内生式与外生式、公益性与互益性两对社区社会组织属性，对其进行了中观维度的地方政府培育模式案例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模式包括枢纽赋能模式、自主引导模式、专业依赖模式、整体营造模式。不同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社区发展情境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政策，依托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互助组织、精英社工机构综合采取赋能、引导、依赖、营造等培育策略激发社区内生动力。要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及治理效能的发挥，应当重新梳理现有培育类型和培育方向，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上创新街道级购买规定，引导社区社会资本生成以巩固培育效能。     

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

"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随处可见——被泛滥使用却缺乏明确定义——的政治学词汇。它充斥于学术界的公共政策讨论以及记者、说客和舆论引导者中那些"政策专家"(policy wonk)的话语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智库的定义及其角色和功能有了一致的看法。不过,大多数被赋予智库名目的机构都从事着某种政策研究。把智库视为研究与传播间"桥梁"的观点意味着(社会)科学与政策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本文将探讨它们的一些边界。边界不仅是组织上和法律上的,这些机构和它们的资助方在如何构想"公共利益"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边界。此外,发挥"桥接"(bridging)功能的社会互动与交流,让"边界"(boundary)的概念变得模糊,使我们可以超越那种强行在科研与政府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二元判分的观念而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处理专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