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 ,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四种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 ,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 ,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级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论阎锡山统治下的村治腐败与权力失衡

阎锡山通过村治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为其军阀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雄厚的物资。但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内在逻辑的矛盾,必然会使军阀政府的官僚机构进入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腐败和权力失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山西村治效果的有限,即使连阎锡山所设想的狭隘利益也很难实现。     

我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民间行为规范的完善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进行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徽州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以绩溪县宅坦村的调查为例

本文以一个徽州村庄的个案调查为基础,从徽州人的性格、民间事务、公共事务及村级治理等政治社会层面,讨论了所谓徽州村治模式的悖论,即徽州村治中,村干部的公权力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但村民搭便车行为却无法约束,因此造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试图通过引入对积极分子和钉子户的讨论,对徽州村治模式的悖论做出解释,推导出徽州村治模式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论村治再造与我国和谐村治的构建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我国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村治发展

村治与其环境紧密相联 ,随着村治环境的变化 ,村治的方式、方法也势必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着重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客观现实和未来走向出发 ,分析了乡村治理发展的趋势 :(1)村级治理模式的多样化 ;(2)村治过程的民主化 ;(3)村治运作的制度化。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和完善村治的若干重要思路。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观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依法治村与村民素质论纲

依法治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民素质与依法治村密切相关 ,并成为实施依法治村战略方针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深化法制教育来提升村民素质     

民国时期新桂系村治研究

民国初年 ,新桂系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三自政策 ,在广西实行村治。孙中山认为县为自治单位 ,新桂系则认为村为自治单位。新桂系实行村治与全国其他地方包括山西阎锡山的村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的特点 ,并且与乡村建设派有密切的联系。新桂系在广西实行村治 ,创造了“三位一体”制度 ,使广西建立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 ,从而使广西获得“模范省”的称号。研究民国时期新桂的村治 ,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治的历史及其特点 ,对目前村治的研究无疑是有益处的。     

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

中华报派是民国时期以米迪刚为首、以北京《中华报》为纽带 ,对乡村自治问题较早予以关注并系统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192 4～ 192 5年间 ,它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大力阐扬村治 ,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方案。虽然它为此奔走呼号未得结果 ,并很快解体了 ,但其与后来村治派、乡建派一脉相承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农地制度与村治方式——以广东南海的土地留用制度为分析对象

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揭示土地非农化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并对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制度与农村组织的内在关系做出尝试性的理论解读.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兼论依法治国战略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本文在阐明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村委会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村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村委会的建设与发展,透析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支部和农民等方面的关系。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村务契约化是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的有效路径——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模式为例

农村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具体体现在依法治村和法律赋予村民的自治权利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解决中介落实机制问题.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等地探索推行的村务契约化管理模式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符合依法治理的内在机制、符合农村和农民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诉求,代表了乡村依法治理的发展方向,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的有效载体.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

为了改变山西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 ,加强对基层农村的控制 ,阎锡山极力寻求一种治理农村的新模式———村本政治 ,也即村治。但是有限的经历及其视野的限制 ,使阎锡山找到的村治模式只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混合物”。山西村治的实行 ,虽然从客观上强化了行政组织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但其政权的军阀专制性质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民主政治。     

从富人治村看村民自治的实施

针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富人治村模式,有人认为富人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当选必然会带动农村的民主政治、改变农村经济状况,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实惠。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富人治村并不乐观,如贿选与破坏选举,腐败与专制时有发生。在富人治村的思维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企图用人治的办法代替民主,二是认为能致富就能治村。解决村民自治的最好办法,仍然需要走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