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因为今天我在这里所能掌握的时间太少,我想请各位多多包涵,特别是小组发言人多多包涵,原谅我不再就你们提交的论文一一做出评论。在各位事先写好我已拜读过的论文中有四大主题。它们不只是凭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材料讲话,而且也超出这些材料,就小组议题,即“早期中国哲学”的各方面做重新思考。     

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的"自由之思想"既无意义也属多此一举。"自由之思想"不值得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在消极意义上总是自由的;即使"自由之思想"是有意义的,也是多此一举,因为"自由之思想"完全可以从"独立之精神"推出。西方人所说的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理性思考。在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理性之思想"的别名,在接续古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言论"或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只有通过逻辑和实证为基础的理性思想才可能是知识,具有力量,所以精神独立的前提是理性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各种主观意见的汇总,不具有独立性。精神是一种主体性活动,"自主之精神"比"独立之精神"更好,所以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应该"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     

一代之学术一代之学风

本文考察了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重要书信及序作,认为清代古音学的辉煌成就与优良的学风是分不开的.这些优良学风有毕生治学,心无旁鹜;继承前人和师长;能"弥缝"前人之说;奖掖后学,鼓励来者;师友论学,求真求实.清代古音学是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的.     

黄陈之交与辛亥癸丑之役

黄兴和陈其美是"多年患难之交",辛亥之役前后,两人意见一致,交谊甚深;但至癸丑之役后,黄、陈政见发生严重分歧,感情几近破裂."宋案"以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反袁方略都是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的错误选择.癸丑之役是一种冒险主义行动,黄兴反对冒险主义,不应受到指责.陈其美总结和反思癸丑之役,完全赞同和全力支持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竭力推颂孙中山的权威主义,与黄兴的非权威主义尖锐对立,彼此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这是黄兴和陈其美这对"谊逾骨肉"的"患难之交"走向分裂的重要缘由.但黄、陈反袁目标一致,陈遇害后,黄诚挚地表示了对这位故友的伤悼怀念之情.     

作者之用心与读者之别有用心

当下文坛一个重要现象是作家纷纷揭秘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品用心。作者意图是作品意义的重要来源,但并非唯一的来源。这种做法容易造成作者理解对读者意见的压制,进而损害作品意蕴的持续生成和深化。对文学解读活动而言,作者出场解释自己的作品就几乎消解了探寻原意解读方式的合法性。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文学解读完全可以在作者用心之外延展意义,甚至可以别有用心地挖掘、发明出原意之外的新内涵,进而提供"不同的理解"。     

反腐之困的法治之思

我国在反腐方面一直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反腐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腐败能人"被查处是罪有应得,但难免令人惋惜。反腐陷困的根源在于依法治国方略尚未得以较好地实现,表现为宪法的权威尚未树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得不到切实贯彻、人治历史悠久、法治观念淡薄等。解反腐之困须树立宪法权威,坚持依宪治国;须完善制度和体系,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须依法治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学术之正与学者之德

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术一词的考证分析,提出学者应该有从事纯正学术的道德自律,而不应该以学术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不应该做违背学术规范的"喻利之小人"."正其学于先",即学者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慎其术于后",即学者的治学之方应遵守具体的学术规范.     

学术之正与学者之德

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术一词的考证分析,提出学者应该有从事纯正学术的道德自律,而不应该以学术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不应该做违背学术规范的“喻利之小人”。“正其学于先”,即学者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慎其术于后”,即学者的治学之方应遵守具体的学术规范。     

论自由竞争之低效率与垄断之高效率

在特定条件下,自由竞争会导致低效率,甚至导致严重后果.通过纯粹经济活动生成的任何垄断,都既合乎正义又具有高效率.     

南唐词之感伤与时代之衰亡

人们习惯于把南唐词和西蜀词相提并论 ,实际上南唐词的感伤风格和西蜀词的艳冶风格有很大区别。南唐词特有的感伤风格与南唐衰亡的时代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即“衰亡时代的艺术重主观”。     

传统节日之淡化与中国社会之转型

改革开放后，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我国传统节日的淡化。这种淡化的根源不在于传统节日文化的内在缺陷和洋节日的冲击，而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农业文明相伴随的传统节日的淡化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摒弃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习俗，又要在传统节日中融入现代因素，以提升文化竞争力。     

存在之真理及其政治哲学之解构

从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真理观 ,来看待政治这一人类事务领域 ,我们发现马克思、海德格尔攻击柏拉图主义与解构政治哲学是合为一体的。存在之真理观不允许对政治作独立的流俗性理解 ,它所能容纳的只是存在自身出演的方方面面的戏剧 ;“生存———实践”观则真正终结了柏拉图肇始的政治哲学 ,指示了根本的政治问题解答的先在标准只能到经济领域中来寻找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此生之道：创生力之真义

当我端坐桌前构思此文，郝大维生前珍爱的《庄子》中的一则趣闻浮现在我的脑际：     

春秋之木铎与雅典之马虻

文章以孔子和苏格拉底70岁时的人生境遇为出发点,探讨他们的生活志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认为孔子热爱生活,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意志;苏格拉底热爱智慧,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代表的是科学。在相互隔绝时,以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生活的人们,凭借辛勤劳动分别创造了各自独立的伟大文明。变化起源于碰撞,在物质力量的强大压力下,逻辑理性战胜了经验直觉;而在转变思维方式时,我们是否学会用苏格拉底的方式省察所遇到一切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乌莎斯之神格与道意之潜藏

乌莎斯是印度神话中著名的女神形象之一。《梨俱吠陀》第4卷第51曲的诗歌11颂,集中咏唱了乌莎斯女神。对这一组诗歌进行义疏既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亦可带来创获。这些诗篇分别构成了乌莎斯美德的11个侧面。其中,有的属于伦理的美德,有的属于神学的美德。乌莎斯女神之所以具有这些美德,其根据在于她拥有神格。在乌莎斯的神格中潜藏着许多道教的意蕴。它们可以通过《梨俱吠陀》的其他诗篇和道教的基本典籍而得到说明和论证。由于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为中国文化的根柢,因而探索潜藏于乌莎斯神格中的道意,有助于了解印度神话的多重来源。印度神话是本土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在神话领域中经过混合而生成的别具风貌的新质。     

《所罗门之歌》人物之精神分析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所罗门之歌》中塑造了一系列精神异化、人格分裂的人物,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中主要人物进行精神结构和行为分析发现．奴隶制在黑人民族幼年带来的创伤以及白人主流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对黑人民族的迫害之深已融入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黑人民族的“超我”,限制和压抑黑人的“自我”和本能,导致黑人精神人格的分裂。     

理论之树常青之根在实践中——《理论之树要常青》

岳增瑞同志的新著<理论之树要常青>一书最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论文集,共收入作者1987年至2006年所写的主要文章60篇,其中有的文章是第一次发表.这部菱既是作者个人著述的汇总,又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研究成果的展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儒家尊严观之探讨

人的普遍尊严概念被作为人权的概念基础,但它本身却包含着两个两难困境。儒家有关人的价值的论述,通过将人的尊严看作是成就,而非简单的自然馈赠,避免了上述困境,开通了人的基本尊严与其他尊严之间的联系,并超出了作为责任的道德,进入了创造艺术人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