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现实与要求的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将"二十字"的总要求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进行双向性的参照性的比对式分析,能够发现,从现实到要求,还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基础薄弱、任务艰巨。它既要维护可持续型村庄的可持续性,将一小部分非可持续型村庄转化为可持续型村庄,同时还要保证占绝大多数的无法转化的非可持续型村庄里的农民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与城乡融合战略配套实施,依赖和发挥民族精英的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效能提升研究——基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G村的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乡村振兴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也因其特殊性为各界所关注。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庄的实地观察,发现面临生态压力沉重、产业发展滞后、群众生活苦难、村庄治理落后等困境,迫切需要乡村振兴改变现状。各级政府欲通过精准扶贫、特色小城镇建设、发展特色产业等措施促进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但在实际振兴进程中遭遇当地群众观念陈旧、乡村组织涣散、乡村治理外部压力不断输入等困境,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基于此,文章提出治理振兴这一概念,通过抓住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治理,以治理振兴引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事业发展。主要通过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保障体系、建立融合传统的现代组织体系、探索三治有效融合的治理体系、构建前瞻性的村庄发展体系等举措,实现治理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的实践困境及路径探索 ——基于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鄂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效，村寨整体风貌改造实现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特色产业培育兴旺民族乡村经济及带动乡村生活幸福，特色文化发展兴盛民族乡村文化，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促进民族乡村有效治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执行策略模糊不清、实施资金匮乏的瓶颈。利益分配失衡、城乡差异、村民参与意愿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强是村寨振兴实践困境的归因。与此相应，提高居民保护意识，支持居民参与，科学编制振兴规划，保障村寨建设资金专用，维护群众利益，或许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调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实践的可行路径。     

加快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正>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振兴。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2018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节点目标任务。民族乡村振兴,发展是关键,这是各族群众的共同愿望。湖北省十堰市有1个民族乡、8个民族村,大都在远离城区的偏僻之地,经济基础薄弱。近年来,在精准脱贫的强力政策推动下,民族乡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目标。然而,经济薄弱的现实仍未彻底改变,脱贫成果需要持续巩固,要在继续保持精准脱贫政策力度不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策措施,完善帮扶机制,抓住国家新一轮对民族乡村振兴的综合性叠加政策机遇,继续奋斗,全面实现民族乡村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进民族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育问题的思考

本文站在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的战略高度入手，不仅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国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国语教育问题、提高国语教育质量特别是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提出优化对策。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明乡风的路径

乡风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核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群众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传统文化植根于各民族群众的心灵中,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少数民族地区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立足于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深入挖掘、传承其中的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地区民宿产业发展模式——基于阿坝州汶川县的调研

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民宿产业是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汶川县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和民宿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得出羌族地区民宿产业面临发展要素不健全、业态发展不协调、管理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找准民宿产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点,提出“政府—企业—协会—经营者”四方联动模式,通过加强政府政策支持,统筹协调推进发展;引入企业资本投资,发挥企业合作优势;发挥民宿协会自治管理功能,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指导民宿旅游经营管理;民宿经营者要因地制宜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实现民宿产业有效供给,探求民宿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与融合模式构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要振兴,人才必先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为当地农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之作用。然而,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困境。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体现在背景耦合、目标耦合和供需耦合三个维度,通过识别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两者的融合发展模式。基于对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的深度识别,提出从建立“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企业”联合体、“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对话平台、“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技术认证平台”联盟和完善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系统四个方面来构建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融合模式。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归因论——兼议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与可能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及其显著成效,被公认为走在世界前列。由于我国前期相关研究的理论线索大多建立在西方经济理性基础上,所以结论也如出一辙。即将日本乡村振兴之功,归因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路径,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型范本。然而在人类学视域下,研究农民社会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农民的总体气质与价值取向。从这一论点出发,重新检视当代日本乡村振兴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农”的文化认知与认同,才是日本乡建战略从“扶贫强国”转向“活化创生”的关键所在。而“文化归因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视野,也能促使我们反求诸己,从“多元一体”的中国农本智慧出发,探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能。     

民族教育大发展——“九五”期间民族教育发展回顾

“九五”期间,民族教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以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重点,不失时机地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既注意民族教育与全国教育发展战略、基本方针和宏观政策相协调,又充分考虑民族特点、区域特点,切实重视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本着统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遵循教育内部发展规律,深化改革,采取措施,扶持民族教育,不断探索发展民族教育的新路子。随着国家扶持力度的加大，民族教育自身改革的深入，民族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优化: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

有效的国家治理既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的合理,又取决于国家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中能否聚合起强大的认同力量,引导少数民族多种认同和谐相处。公民教育就扮演着以上的角色,并在不同的途径中得以展现。其中,学校、民族社区以及民族精英路径扮演了不同角色。国家需要采取具体公民教育措施,提升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全面发挥其认同序列优化功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价值评估

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禀赋丰富,其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人际交往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在对桂滇黔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统计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体育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实证测评,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厚,在乡村振兴中富含多元价值,对促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元素,精准制定价值发挥路径,科学合理地加以转化利用.     

越南民族主义形成中的历史构建

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殖民统治是激发越南民族主义形成的外部力量,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文字的统一成为其民族主义形成的“内聚力”及推手,在此过程中越南民族精英则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民族主义促使下,胡志明提出“越南民族是一个整体”,为了迎合这一口号,越南史学界提出民族起源的“本土”说以凸显历史的独特性和自发性,将历史上中越关系构建为“侵略”与“反侵略”以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在民族历史书写中彰显越南古代文明成就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在国家主导下,雄王信仰不断高涨,试图将全国各民族纳入到通过雄王符号构建起来的认同体系之中。越南将民族历史的客观性置于民族国家构建需求之下的主观性叙述,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价值实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迈向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重大部署,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本管理思想为指导,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逻辑;基于人本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发展能力,梳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依据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投入特征与产出效果,将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作为培育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投入因素,提出落实重大政策的对策建议;将服务国家需要作为提升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产出效果,从质性研究分析服务国家需要的主要效果。     

乡村振兴视阈下土地流转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地区的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指导。农村土地流转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评估,来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纯收入的影响。实证证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地提高民族地区进行流转家庭的收入水平。考虑到土地流转也可能导致农户之间形成收入分化,造成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本文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QR）法,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农户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更加明显,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继续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降低流转准入门槛,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