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政治特殊性。“空心村”现象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对边境安全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地区”）的乡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边境安全及边民的重要性进行理论梳理及阐述;其次从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大量流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产业及社会保障空心化、民族文化传承受到威胁等四种形式。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收入及生活条件多方面差距、产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再次基于边境安全与“空心村”现象的影响关系,对延边地区“空心村”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社会安全隐患问题加大、群众及基层组织防范意识及能力不足、社会资源难以整合、对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产生影响四个层面的问题;最后在边境安全视角下提出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提升到边境安全的高度、发展壮大农村龙头产业,促进村民就业增收、优化边民财政补贴政策,实现“人心齐,泰山移”、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社会管控工作,增强群众向心力、凝聚力、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等五个解决措施。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中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研究——基于滇桂交界地区的实证考察

我国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否，将关乎边疆安全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畅通。然而，在城镇化大潮下，无论是东北边境地区，还是西南边境地区都存在“空心化”现象。滇桂交界地区，作为我国集老、少、边、穷和石漠化于一体的特殊地带，属中越边境地区精准扶贫中的典型棘手区，同样亦出现了空心化问题。中越边境滇桂交界地带的“空心化”问题既是城镇化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人们基于经济理性的自然选择，其后果可能对边境安全构成影响。因此，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国家或者政府层面，有必要强化对该地带“空心化”地区的政策扶持，发展乡村经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教育经费的投入，打造美丽宜居边境长廊，构筑牢不可破的抵边村落这一民间层面的国防安全“守护墙”。     

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过疏化”蔓延,我国传统村落正在急剧消失。为应对这一危机,2012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工程。黔东南作为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地区,虽然对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已成共识,但在实现路径上地方政府与村民仍存分歧。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利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尊重村民生产生活需求;二要尊重传统村落生成规律;三要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四要保持传统村落的真实性;五要保持传统村落的延续性;六要挖掘传统村落的典型性。同时,应积极落实国家项目;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加强传统村落日常管理;着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发展“农文旅”特色经济。     

民俗学视野下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乡村,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乡村文化。村落是由社会、经济、人文及自然构成的生态网络,传统村落更是在长期农耕文明的延续下逐步形成的。它所承载的是历史的印痕和社会发展轨迹,它们被视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风貌逐渐改变,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向城市聚集,村落的人口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村落空置或消失,延续了上千年的有形的、无形的农耕文化和乡野民俗也逐渐远去。本文从民俗学的视角,分析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风貌特征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展非典型古村落,探索保护与传承非典型古村落文化在当下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宗族组织的重构与转型初探

在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同时,来自村落原住民、外迁村民、市民等各类群体的不同需求,导致具有群体整合功能的乡村宗族得以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族群个体需求与时代发展,宗族组织本身也做出大量适应性调整,逐步由传统的实体性功能团体转型为象征性的文化社群,它的重构与转型,对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心村社会网络的重建逻辑

根据对几个自然村的调查,随着劳动力外出,村落空心化表现为村落社会网络的断裂,特别是村落中强社会网络断裂的可能性更大,中青年社会网络、男性社会网络的断裂更为明显。空心化虽然与农民外出选择的机会成本有关系,但同时也与社会身份选择有密切的关系,对青少年而言,尤其是如此。这对当前空心化村落社会网络的恢复和重建思路有重要的启示。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研究——用科学发展观推进民族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与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是民族地区及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破解包括民族地区在内"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民族地区及全国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推进民族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具有特点不尽相同的阶段性,困难点在农村社会,根本在于体制和机制,最重要的是要"以人为本";对统筹民族地区城乡产业发展与产业布局、城乡劳动就业与人口布局等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实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战略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奔小康

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其主城区居住有800多万人口,同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重庆也是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居住在广大农村的人口有2400多万人,特别是居住在农村的少数民族人口有近200万人。民族地区不达到小康,整个重庆也很难达到小康。因此,根据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无大交通依托、无大项目启动、无大城市辐射、无大专院校帮助”的实际,应在“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战略措施上加大力度,实施强力的“带动”战略,以促其加快发展。     

西部大开发必须加大人才战略的实施力度——访全国政协委员郝文明

本届新任全国政协委员郝文明这次上会不仅参加了《关于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联合提案，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提案。上述提案都被选为大会发言。“两会”期间，郝文明委员与记者谈到培养民族人才这个问题时，再次强调了“三个切实”，即要“切实重视，切实行动，切实落实”。“西部大开发，干部是关键”，郝文明委员对西部地区存在的一些诸如人才总体数量不足、流失严重、整体素质偏低、专业结构和分布不合理、闲置浪费现象严重等人才培养问题十分焦虑。他明确提出，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     

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切实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过去几年,因为多方面原因,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己成为各级领导年年都要研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新世纪里,要解决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尤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针对现实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略思路。第一,加快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逐步减少农业人口,改变农村就业结构,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转型。第二,加快城镇化进程。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村寨非正式制度的融合

政府层面自上而下设置并实施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较大程度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与现代化水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源于该制度设置的过分一体化及运行的过度行政化,致使其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制度的社会功效和法律功效远未充分激发。借助少数民族地区村寨传统社会组织、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求得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村寨本土法治资源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方可形成制度合力,方可保障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更契合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实际,进而激发该制度的全部功效,实现其设置初衷。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反思

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落实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和目标离不开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沿线民族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区域内高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民族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自觉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举。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如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更是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村规民约论析

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但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法制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强保障。甘青藏区地处西部边远贫困地区,这里地势高耸、交通不便、法律供给不足、法律运行成本偏高。所以,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规民约依然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甘青藏区村规民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清理、修订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思路,以推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实践、困境与突破: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策略与路径选择——以广东为例

传统村落是历史上人类聚居而自然形成的聚落形态,其存在实现了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广东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村落面临破败甚至消失的危机,亟待进行全面的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发展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利于保存传统村落中的历史人文印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住村貌、记住乡愁、延续历史文脉;有利于总结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类型特征,剖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研究——基于扎囊县德吉新村与民主村的比较分析

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对西藏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仍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仍比较薄弱.通过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主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对比考察可见政府通过扶贫综合开发建设,在改善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然后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发展实际,发现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习和借鉴成都等地村级公共服务改革实践经验,对创新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开发村民受益机制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西江千户苗寨是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旅游村寨,"西江模式"已经逐渐成为贵州乡村旅游的榜样,其旅游开发村民受益机制对贫困地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考察、走访相关部门以及对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其做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并对旅游开发中最突出的村民受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城中村"民俗文化嬗变与和谐社会调适

"城中村"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结果。随着生产环境的改变,"城中村"文化空间也开始蜕变。村落文化的失落,既是村民的自我逃离,也是城市文化中心主义对村落文化的消解;不仅会导致城市文化生态的失衡,同时也由于城市的同质化管理而引发原住民传统文化心态的失落。因此,必须把握"城中村"民俗文化的未来走向,探讨适应新的社区和谐的柔性、异质化管理的理念和模式。     

农村电商与城乡市场体系良性发展研究--以古木县为例

通过对城乡市场体系的回溯,可追踪其变迁与发展的过程,探寻其良性发展的可能路径。"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贯穿了城乡之间的市场体系,这一体系经历了自由、计划、开放等多个阶段,并不断形塑着中国的城乡关系。古木县"农村电商全覆盖"方案的展开,使得这一体系得以外显,并促使它发生转型。反过来,转型既可能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的良性发展,也可能导向城乡市场体系分割的风险。基于此,在市场体系转型的背景下,应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良性发展的路径。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