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吹香自满骚人国”——论南士的橘之书写与士人心态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橘以其浓郁的南方地域性,成为南士笔下典型的南国景观,常用于建构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文本空间。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南士的橘之书写主要是下列诸因素的“结晶”：先秦时期“南橘北枳”的故事集中地反映出橘与南方地域性的紧密绾结,橘成为区分南北的标志性景观;而自从楚人屈原吟哦《橘颂》,作为首篇南士言橘的文学作品,肇始了南士与南橘之间殊相契合的心物主客关系;南北之别以及南士身处其中的空间定位,牵动着南士的仕宦浮沉与人生悲喜,橘成为承载南士地域性的思想情感并使之形象化的文本空间显性建构要素,摅发南土地方认同、寻求王朝政治参与成为橘之书写的重要驱动力。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

较之其他时代,两晋士人普遍将入史、修史视为扬名后世的不朽之事,求名之心颇切,这是两晋史家在世道动荡中仍能撰写出大量体裁多样的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时期士人的天命思想有所减弱,史家多认为天命随时变动。天命有去就、天命不于常是两晋史家普遍认同的天命史观。两晋士人不再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信条,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鬼神问题。众多史家将鬼神、怪异之事记载入史,造就了两晋史学喜谈鬼神的鲜明特色。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士人的这种普遍心态促进了两晋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宋代士人自然审美中的休闲心态研究

宋代是古代士人休闲文化的一个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士人山水之兴与园林之境。宋代山水园林休闲审美的文化表征是:一愉悦性情,二探索求知,三阶层认同。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心态表现在:一由天地到人心;二由迫怵到本真;三独乐与共乐;四玩物适情。由此可见宋代士人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人生智慧。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     

先唐"幽兰"书写的演变 ——兼论《幽兰赋》与初唐士人心态

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左传》等典籍中已经开始出现幽兰意象,屈原开辟了士人竞相描摹幽兰的先河.汉魏六朝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幽兰"书写成为一种时尚.或以其芬芳修饰事物,或以其美丽喻佳人,或以其高洁而比君子,或以其同题乐曲而增加文学意味.初唐杨炯的《幽兰赋》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而王绩、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等下层士人多喜写幽兰,正是因为幽兰与他们才高位蹇的命运的相似性.     

宋代士人山水游宦与精神家园的内在建构

儒家的伦理中心和家国同构使士人仕宦游走于家国之间,山水之游成为体验生命漂泊与渴求安顿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在兼融两者的精神指向,以主体精神的挺立向外追询国的价值,践履职责承当道义;以山水之游的审美体验实现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诗意转换,情理交融的心灵境界即构成家园感和价值归宿,成就出诗意栖居的文化的人。家园感的追询是虚灵的心理体验,借山水得以物象化、情境化地呈现,从而消解家园失落的悲剧意识,对它的追寻过程本身即构成精神家园的意义。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论汉代辞赋中的悲士不遇主题及士人心态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的主题.这一主题客观地反映了汉代社会中士人的现实处境和幽微丰富的心灵世界:不遇之士在失意、忧伤与怨愤的同时,在人格品质和道德上表现出卓然不群、高洁自守的自我优越感;明哲保身的倾向,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疏离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归因天命、委顺自然是他们自我安慰的方式;学术立名、田园自娱的选择,是他们找到的新的安身立命之点.     

士人心态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困境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士人心态的严重影响。一部分士人思想保守、思维僵化,在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固守传统,拒绝接受传统教育的任何变化。另一部分士人虽然意识到教育变革的必然性,但迫切追求富强的心理,再加上过度的自我心理约束,使他们在教育变革上顾虑重重。这两种心态都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产生了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困境与晚清士人心态有很大关系。文章力图从19世纪下半叶士人心态的视角,考察心态问题对晚清教育变革的影响,以加深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从《五杂俎》看晚明士人的心态

晚明社会的种种变化对敏感的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谢肇涮的《五杂俎》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士人们对天下至尊地位的怀疑、对政治经济领域巨变的无奈、时士风日益衰颓的绝望、绝望之余的自解自慰等心理变化在书中都有所反映。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论宋初隐逸闲谈心态的特征及其产生

宋初产生了一股隐逸闲淡的情调,形成了与初、盛唐不同的心态.这是中国文化、文学、美学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变化.它的形成由四部分人构成一是隐士,二是诗僧,三是半僧半俗的士大夫文人,四是表面豪华、内含平淡的显贵权要.从而体现了宋代初期的心态总特征,完成了从外扩到内敛的心态转换,对文学和审美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关系十分密切,对宋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石刻众多、分布广泛,激发了传播者(文人)对石刻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石刻还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石刻作品的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而作品的反复刻石,更强化了名篇的典范性与影响力.石刻还提供了一个互动对话的长效交流空间,增强了作品影响的持久性,进而促进文学创作.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落第士人的心态

科举题材是《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孙光宪在笔记中揭示了部分落第士人的心态,凸现出晚唐科举制的弊端,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极具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