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悲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关于《阿Q正传》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来揭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由于阿Q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据即“优胜”总是处于一种被平均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他一方面不得不选择“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自我迷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把自我“优胜”的确立寄托于参加“革命”之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悲剧的悲剧。     

反省于内面:聚焦看客原形,正视人性卑污

“看客”是鲁迅以文学形式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艺术透视的聚焦点之一。像挖掘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鲁迅借助“看客”形象的刻画来开掘人的病态,显示灵魂的深,以逼迫人们反省于内面,“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 梁启超曾经尖锐地指出,“旁观”二字代表了中国人的性质,“无血性”三字是中国所有人的当有物。他在《论私德》一文中分析了“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的原因,强调“哀莫大于心死”,造成了这“不痛不痒之世界”。鲁迅更是无不悲哀地对“看客”做了彻底的价值否定:“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     

纯粹雅化的鲁迅——从《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重读比较中再解鲁迅小说

本文从艺术的雅俗化视角,重读与比较《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认为鲁迅小说从思想到形式都是纯粹雅化的.在思想上,如"狂人"被逼为疯,就象征精英文化在中国的遭遇;"阿Q"整天做着"白日梦",就象征中国大众文化的弱点.鲁迅对这两个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他思想上所持的纯粹雅化立场.艺术上,鲁迅小说完全以作者为中心进行的叙述方式及其中西文化与文学修养对小说写作的全面渗透,也反映了他纯粹雅化的创作特点.     

阿Q：人性丑陋的化身——《阿Q正传》新论

以往对阿Q的诸种解释都不能说明阿Q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丑陋具有普遍性的原因。如果把阿Q纳入以个体生命为本体的框架中重新进行审视,阿Q的诸种行为方式以及隐藏在这行为方式背后的人性负面特征,则不仅是阿Q所具有,而且也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之中———阿Q是人性丑陋的化身。鲁迅正是通过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与变形的精神状态,完成了一部关于人性丑陋的寓言。     

论鲁迅的时间表达及其文化含蕴--从《阿Q正传》说开去

时间的表述形态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阿Q正传》中,阿Q在极力把自己的身世向前向后延伸的过程中,却恰恰失去了作为“现在”的存在意义。规避“现在”成了阿Q的一种生存策略。而鲁迅也正是在对时间的独特表达中,关注国民在时间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关注国民如何在有意无意中规避“现在”而想象过去与未来的,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不一样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与阿Q精神之比较

刘高兴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的主人公,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法下,这显示了百年中国农民生存境况的可衷可叹与艰难不易。然而,相形之下,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在表象上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类似,实质却判然有别。不同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一种正能量,是一种积极可贵的人格精神,不仅表现了历经百年中国农民精神的升腾,反而凸显现实社会的迟滞与不公。造成刘高兴和阿Q精神胜利法相异的原因,除了时代的不同,还有叙述立场和方法的差异．这显示了百年文学史上不同时代作家对待农民阶层的不同态度。这样,《高兴》和《阿Q正传》便以不同的姿态在百年时间搭成的桥的两头对映,在互文中传达着丰富的意味。     

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中国“国民性”的“病根”

鲁迅先生说过,他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藉以暴露“国民的弱点”,摸索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寻求疗救的方法。我们要探索《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认真探讨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关系。     

论华老栓、阿Q的思维方式与辛亥革命

<正> 鲁迅笔下的华老栓、阿Q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下层劳动群众的典型代表,透视华老栓、阿Q的思维结构,剖析他们思维的主要元素和运行规律,就可以找出一代国民思维方式的共性特征,从中认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理解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索。1 华老栓、阿Q们的思维结构有三个共同的特征。(一)价值体系陈腐落后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评判,有一系列价值观念,构成思维判断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的异同,使人们做出相同或相左的判断。华老栓、阿Q虽然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的价值观念,却有四个共同点: ①以儒家理学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评判生活是非,产生扭曲、泯灭人性的悲     

重生意识——阿Q和孔乙己共同的心理基础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造成旧中国国民的生命价值观。本人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鲁迅笔下的阿 Q和孔乙己的重生意识     

鲁迅“国民性”思想与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

鲁迅认为文化以人的精神为基础,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离不开"国民性"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民精神都经过历史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凝固的整体。所以,要谈中国文化复兴,必须有一个批判清理的过程;要谈中国文化的自信,也必须有面对"国民性"糟粕的勇气。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是希望中国国民精神得到改进,成为现代的"新人"。中国文化复兴的目的,是要中国和中国人能够与世界各国先进、强大的方面并肩而立,甚至超越向前;中国文化的自信,并非建立在眼睛朝下向低标准看齐的基础,或处处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而是建立在处处向上、向最高目标奋斗的要求。否则,我们只是"复兴"了遭扭曲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     

历史不了情:阿Q精神话题的“当代性”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行进途中 ,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 ,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 ,透发着延绵不断的“当代性”信息。第一个十年中以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的作品为代表 ,其阿Q相多系对阿Q原型的不断补充和反复昭示。 3 0年代的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塑造的多系市民阿Q ,为阿Q精神话题开拓了新的疆域。抗战时期在姚雪垠、老舍、路翎笔下出现的阿Q多有觉醒的契机 ,但深入骨髓的文化惰性仍然扼住了他们的新的人格的形成。高晓声、林礼明、刘震云等新时期作家笔下的阿Q则多带有“阔起来”和“爬上去”的特点 ,为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     

无赖的灭亡与复活——对“韦小宝性格”的人文解读

在金庸的武侠叙事中,<鹿鼎记>这部奇书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部通俗喜剧对中国文化基因中一些正反同体的价值元素的深刻揭示,使之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小说.它不仅是金庸的里程碑之作,也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通过与鲁迅笔下的阿Q和莎士比亚塑造的"福斯塔夫性格"等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人物的文化内涵.     

论鲁迅与钱钟书小说对中国女人"无妻性"问题的思考

鲁迅与钱钟书的文学创作虽然出现于不同的年代 ,但其文本所蕴涵的主题意蕴有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 ,短篇小说《纪念》就存在着与鲁迅小说相似的意蕴 ,表现在对人性弱点和劣根性的暴露、对人类生活方式、精神方式进行现代性阐释 ,尤其表现在描写和解剖传统文化浸润中的中国女性的母性与女儿性胜过妻性而导致中国女性的精神畸形方面。     

对馮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見

馮文炳教授在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研究“阿Q正傳”的文章。这篇論文的基本論点我認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馮先生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就做了曲解。冯先生論文第一节就企图指明鲁迅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他說“鲁迅写‘阿Q正傳’,     

灰色知识分子阿Q--《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性探究

<围城>是钱钟书以一位冷静的学者的身份对自己的同类进行的近距离的观察、剖析,探索他们生活状况的一部小说.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洞穿婚姻、家庭、爱情的面纱,给我们揭示了处于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而给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病态和生存困境进行批判和探索.他为我们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阿Q形象."围城"现象是钱钟书探究人性的又一发现.     

鲁迅早期文化选择的基本命题: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

"任个人而排众数"和"掊物质而张灵明"是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两个基本命题。前者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取向,确立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后者以回归人性原点为取向,确立了道德教赎的主题。在两大主题之上,相应地形成鲁迅文化选择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而思想的前沿和道德的原点正构成了鲁迅"立人"的完整思路和理想境界,从而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变革确立了基本方向。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     

生命的价值

1922年3月19日,也就是<阿Q正传>脱稿三个月之后,<晨报副镌>刊出周作人的评论文章<关于(阿Q正传)>.其中的点睛之笔,是论断阿Q为"一个民族的类型""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此文是鲁迅过目而且首肯的,故对于阿Q的断语,特别值得注意.如果阿Q是民族的类型,而阿Q的致命伤是不尊重生命的价值,则鲁迅对于我们民族的根本弱点之评价,也就是缺乏生命价值的醒悟了.阿Q是不是民族的类型,固然难以论定,然而他确是现代文献中的一个重要参考系,民族的一面镜子,恐怕不待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