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实践理性合理化的新发展——从实践理性合理化角度解读科学发展观二人谈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从实践哲学高度建构了一个富有历史感、时代感、现实感的科学的合理的实践理性,它使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实践理性合理化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所构建的实践理性与当代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所内含的实践理性有密切联系。     

价值理性与发展主义的归位

本文从价值理性的维度审视发展主义,并考量和分析了传统发展理念所倡扬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认为:技术发展主义、经济增长论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位主义都有其局限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只囿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向。     

论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

实践理性问题是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中凸现出来的重大课题,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是实践理性的本质内容。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包括三个决定性的环节:选择“是什么”的知识、求解“应如何”的问题、制定“怎么做”的方案。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科学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培育企业和谐发展的价值理性

企业是以人为主体和服务对象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重要的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对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企业由于过度强调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等工具理性,出现了对人终极关怀的忽略、诚实守信恪守的缺失、社会责任承担的漠视、生态义务履行的推却.这些对人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企业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逐步培育企业人本经营、诚信经营、慈善经营、绿色经营等价值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中既有道德践履的偏好,又有着对"社会实践"的追求,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但道德形而上学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只有将道德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理论溯源——基于实践哲学传统视角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完整理性的两个方面。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现代社会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的超越性维度,精神的空虚与反思能力的缺失使人被物欲所奴役,沦为金钱的奴隶,陷入生存与发展困境。作为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即劳动实践的分裂不仅导致实践哲学自身的对立,也导致了理性的分裂。从实践哲学传统的角度分析理性自身分裂的问题,寻其根源方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为走出人类的生存困境提供可能。     

对话融通·价值关涉·自主创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三重理性向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是有效引领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积淀与理论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相涉对话融通的交往理性,内蕴价值关涉的价值理性,蕴蓄自主创造的实践理性。其在交往理性向度中呈显了主体融通、文化会通与界域联通并存的对话意旨,在价值理性向度中彰显了人文关怀、共富关切与生态关照并重的价值趣旨,在实践理性向度中凸显了本质坚守、辩证推进与方法引领并进的创构宏旨。三重理性向度虽各彰其质、各显其能,但却不能离散而视、分割而论,它们共同建构和绘就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理性运思的逻辑内核与时代景观。     

价值攫取、金融海啸与理性发展模式的构建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美国的"价值攫取"文化导致价值攫取机制从国内传递到国外,从经济领域传递到金融领域.内部价值攫取机制为次贷危机准备了条件,美国金融霸权的累积影响则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导火索.应对次贷危机,既要有资产多元化、增加内需和投资等应急性措施,还要有优化贸易结构、刺激国内消费等中期措施.但根本性措施是优化全球性金融组织、完善全球金融法律、回归理性的人类发展模式.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发展价值理性的当代转向:从GDP崇拜到GNH关怀

发展价值理性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伦理属性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把握.从发展价值理性的视阈来看GNH关怀,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终极价值目标.GNH关怀在矫正GDP崇拜的同时,促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价值目标转向人的幸福,把实现人的幸福作为引领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航标和实践指南.     

小康社会:价值理性的传承与建构

作为中国当代史上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社会工程,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新阶段,这期间,以社会正义、社会和谐、“民本”政治、道德理想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理性的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繁重,弄得不好会成为困扰当今中国社会进程的突出问题乃至长期隐患。小康社会对价值理性的传承和建构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取向,科学地整合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并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

本文在对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概念和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承认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道德实践理论的可比较性前提之下,本文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共同的概念内涵、先天性、普遍性及其在各自体系中的重要性;而相异之处则在于理论归旨、形式化程度、在论证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     

科学发展观助推文化价值转型解读——基于发展方式转型视角

文化价值转型实质是民族生存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再塑造,其对发展方式转型具有理论和思想先导作用。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必然要求文化价值进行适时重构。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推动文化价值转型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解读,对西方有关社会思潮的时代创新,赋予了文化价值最强的时代感和民族性,有助于实现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型。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实践理性与民主的反思

本文旨在探讨民主政治必要的知识根源——实践理性。通过考察实践理性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本质来揭示民主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在人类认知图景中形成的三种图像。只有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才形成了真正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即程序民主。程序民主包容了不同的理性,主体经由反思程序达成的政治共识才是最富民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民主是最高形态的民主。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价值理性的觉醒:构筑和谐社会的伦理学基础

构筑和谐社会和加强诚信建设是当前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但对二者的伦理学基础及其内在联系却思考不足。价值理性的觉醒是构筑和谐社会和诚信建设共同的伦理学基础。和谐社会的构想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未来价值实践活动目标所做的超前的理性设计,诚信建设则是为确保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而对价值手段和方法所做的理性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