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漫谈

(一) “意境”是什么?有人说它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形象,又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典型形象。据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意境”虽然可说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或者包含着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但它绝不等于艺术形象或典型形象;并且,不是所有的艺术形象或典型形象都有“意境”。“意境”是我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     

《石林诗话》论略

《石林诗话》是宋诗话中一部重要诗话。该诗话提倡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但并不排斥炼字;它主张“意与境会”、圆融无碍的“自然”美学趋尚,继承并发展了王昌龄、苏轼的美学思想,对江西诗派末流片面讲究“法度”、炼字与刻板模拟的倾向进行了否定;它重视含蓄的诗歌意境,对“以文为诗”的宋诗倾向进行了清算;它以禅喻诗,对人们深入、形象地领悟诗歌意境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双重意识”问题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

二十世纪的美国黑人小说反映了作家们的“双重意识”以及他们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思考。他们对身份的探讨呈现出三种倾向：一是“融入”思想,希望被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二是强调其“黑人性”,激发种族自豪感、增强种族凝聚力,与白人种族主义分庭抗争;三是建构其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强调其黑人性。这些倾向也是广大美国黑人寻找文化身份时的心理写照。文化身份具有客观、本质的特性的同时又具有主观、建构的特点。双重意识问题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以及个人经历的变化,美国黑人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思考也会随之出现差异或者由差异走向趋同。     

形象观念生发论

<正> 通常可以这样说:“形”指事物的外部形貌,或事物特征的外部显现;“象”是“形”的概括,它带有普泛意义,而又是具体的。现在所用“形象”一词,差不多是“形”与“象”意义的综合,既是具体的,又有其普遍的代表意义。然而“形”与“象”作为两个范畴进入哲学与审美中,还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论“左”倾错误的危害、根源及根治办法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是对我们党长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实践表明,“左”和右都是害党、害国、害民的。革命和建设都要注意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干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同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左”的时候,要注意反右,在反右的时候,又要注意反“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高潮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左”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泛滥的时间最长,危害更大。防止“左”又必须认识它产生的根源,研究其根治办法。 一、“左”的错误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更大的危害 邓小平同志在全面提出反“左”反右的同时,针对我们党的实际情况,反复强调:“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主要是反‘左’,着重是反‘左’”。(参见《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至七月),最近又一次重申,“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主要是防止‘左’”。可见,在中国,反倾向要着重反“左”。这也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小平同志认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为什么应当重点防止“左”?这是因     

论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正> 作为近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先驱者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自发反抗的理论表现,代表了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它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社会主义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然而,由于它是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反映,除了无产阶级倾向外,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前一种倾向,使它能够提出许多合理因素和天才猜测;后一种倾向又使它包含着不少消极成分,因而也就存在某些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的社会主义相近似的东西。也正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这两种倾向,各种类型国家,各个社会阶级都可以利用它,从其中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借以为各自的阶级服务。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较之在它前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为显著。对它进行具体分析,将有助于搞清空想社会主义与小生产者的联系及其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异国形象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 其研究的文化意义充分体现在形象的定义、形象研究方法的应用差异, 以及研究的不同目的等方面。首先形象定义后面有非常复杂的文化线索, 各国学者观点不一; 其次, 研究方法中的文化因素也不同, 如: 全球主义的倾向, 特殊主义的观察倾向; 最后, 对研究目的差异下的文化意义: 法国人的文化背景、美国人的“文化政治”的研究、中国人对某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套话”的清理等。     

“一刀切”浅析

“一刀切”是人们对片面性和绝对化的一种形象比喻,是形而上学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多年来,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导致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左”的错误。而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又助长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猖獗。作为形而上学表现形式之一的“一刀切”,就是在这种被污染的空气和被毒化的土壤中,恶性膨胀起来的。它对极左路线的为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凡生活在现代中国社会的人,无不深受“一刀切”之害。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的“思想形象”论略

“思想形象”是巴赫金复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也是构建他整个对话理论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源自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和重要理论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适性。透过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我们发现“思想形象”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可描绘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弄清“思想形象”特点和内涵,既有助于人们对陀氏小说的准确阅读,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实质。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论网络主义

网络主义是顺应信息网络时代对信息网络技术的重视进而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问题的关注而兴起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点来阐释社会、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思想或学术倾向,是对流行于网络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某些具有相似倾向的观点和学说的概括。对网络主义的归纳和研究既可以深化我们对网络时代特征的把握,也可以开辟哲学创新的重要维度,展示人的发展的新疆界。当然在评价网络主义时,也需要防止“唯网络主义”或“网络万能论”之类的极端偏向。     

“境界说”与中西文化和美学

历年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阐释中,存在着两种简单化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它单纯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意识的延续,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集大成和古典意境理论的终结。另一种倾向则是把它主要看作是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前一种倾向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主导倾向,后一种倾向则在近几年中日见突出。本文认     

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听众形象”

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听众形象”,指在广播语境下,节目主持人的样态、风貌在听众头脑中的意象。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听众形象”是一种声音意象,它不具备直观性。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听众形象”是一种审美意象,是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共同参与审美活动的产物。在这个审美过程中,存在两个“主体”,一个“基本点”。两个“主体”指传播主体——广播节目主持人和接受主体——听众;一个“基本点”指有声语言。对表达主体来说,有声语言是客体,是载体,是表达主体审美理想、审美意图的外在形式;对接受主体来说,有声语言是审美感知的具体对象。正是这个“基本点”将审美活动的两个主体连接在一起,经过一系列审美活动,产生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听众形象”。     

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

宪法与民法之间本应保持一种具有适度张力的相倚关系,但在当下我国的现实语境之中,尤其是在近年所谓“宪法司法化”的进程中,曾出现了可谓“泛宪法思维”、“超民法思维”以及“脱宪法思维”等三种彼此不同、却又互相纠葛的错位倾向。其中,前二者曾以混在的结构,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而后者则可从2006年的“河南地域歧视案”中窥之一斑;至于刻下《物权法草案》中所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可谓“泛民法思维”倾向,也恰好与“脱宪法思维”倾向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契合;凡此种种法律思维上的错位与暗合,已然在我国当下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中形成了一副有关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的混乱图景,有待于澄清。     

朱光潜闻一多与诗歌的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批评之一。它的核心内容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据荣格说,每个人都是种族的一员,因而每个人的心理机制中都有一种种族集体的共同心理经验,这种共同的心理经验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并且可以象遗传基因一样代代相传。“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形式就是“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说:“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意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     

旗袍:中国20世纪初期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着，它还是中国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它通过在女性个人经验层面上对于身体的控制、自身的认同以及身份的确认，使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构；它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商品经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与肯定，赋予旗袍以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意义。从个人经验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可以看到男性目光和男性倡导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倡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使中国女权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鲁迅与政论文学

一政论文学是政论之父与文学之母相结合而诞育的重要文体。称之为“政论文学”,当然不是报刊上一般的政论文,而是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同时又不是主要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所谓“纯文学”作品。因为它又具有论政的实质内容与政论的战斗锋芒。所     

探索一代小资产阶级命运的人物世界——简论茅盾小说的“时代女性”形象系列

“时代女性”,作为具体的文学形象来看待,它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质的规定性的概念,而是一种形象类型的统称。考其出处,大约最早要见于茅盾1933年的《几句旧话》:“终于那‘大矛盾’又‘爆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这里,“时代女性”是对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女性的泛指;正同茅盾在别处提及的“新女性”、“时代的新型女性”之类字眼一样,强调的是形象的“时代性”,并非特指某种人物,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极为宽泛的。如果只注意到《蚀》与《虹》中的某些“特异女子”,或以这些“特异女子”去概括“时代女性”的本质,显然是很不全面的。研究必须从形象的总体性上去把握,思考作家描绘出一个庞大的人物世界,为历史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