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中国国情是政府创新的历史性前提与基础。政府创新是中国国情发展规律使然 ,具有“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政府创新应该是一种“综合创新”。要使这种综合创新成为现实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或有赖于“政府自觉”及其向度     

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挑战与契机

面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中国地方机构改革实际上承载着双重使命:既要继续通过"管理补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也应适时借鉴典型国家的经验,逐步实现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的统一。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机构改革的双重使命以及主导逻辑的变化,即由"组织逻辑"向"职能逻辑"的跨越,对地方政府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在客观上也为其发挥自身积极性,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世界典型国家政府角色的演进,与其说是观念和价值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发展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的观点正得到认同,“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服务”已成为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内涵的三重性,将中国定位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型国家”。当前,“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建设综合了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规制—服务型”政府,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完成从“发展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的嬗变。     

县级政府推行综合执法的阻力因素与对策选择

行政执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要求行政执法实现执法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综合执法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包括县级政府行政执法方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分析当前县级政府在综合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因素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县级政府顺利推行综合执法,圆满实现政府目标,不断推进县域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引介西方政法知识时，并未将“政府”一词与西语对接。19世纪后期，日本语境中的“政府”概念在吸收西方政治意涵后回传至中国。受此影响，中国语境中的“政府”概念不仅与“government”基本形成对译关系，且逐渐成为流行词。此后时人开始在三权分立框架内建构和挪用“政府”概念。但因深受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影响，“政府”的定位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君相结构的“相府”。在中央层面，这导致原本应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体制重要环节的“责任制政府”改革，仍陷于维护王朝体制的窠臼。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附着的分权、独立之义，使得“政府”概念很难被官方用于中国地方政治。自上而下、连贯一体的“政府”体系，在清末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打破原有政治结构后，“政府”概念脱离传统轨道，进一步转向现代政治概念，现代“政府”体系也由此开始。     

职能导向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主题与核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机构改革存在明显的“职能导向”,即机构改革以明确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为逻辑导向,这一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职能导向论”.中西方国家在地方政府中的机构改革实践可以作为“职能导向论”的经验证据.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政府职能定位正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正以“大部门体制”为目标,以有效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但是,在目前,两者之间的协调还存在许多误区,阻碍了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政府雇员制倒逼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是政府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人事管理制度。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创新,政府雇员制在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改变人事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精英管理等方面给公务员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在中国实行政府雇员制,是政府改革的需要,也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其具体实施需要制度的科学定位与法规政策的完善。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中国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基于地级以上市地方财政赤字水平的统计分析

作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伊始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副产品",中国地方政府的准企业组织特征随处可见。承担基础设施投资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双重职能使地方政府成了特殊的预算体,在现有的行政代理体制和政绩竞赛制的引导下,它们倾向于不顾自身财力通过地方财政赤字来扩大地方支出,因而,在当代中国产生了较为复杂、较为严重的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现象。本文通过地级以上市的地方财政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旨在引发对地方政府软预算现象的关注,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和公共财政等方面改革。     

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进入冲动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和职位升迁的双重激励,引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进入预期,使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     

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区域发展状况与政府的体制变迁密切相关。区域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自在状态”,而区域不协调发展则是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自为状态”,也是对“元制度预设”价值目标的“偏离”。通过一元回归模型y=-ax+b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区域不协调发展的表现形式是“行政主导下的板块式经济”,但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体制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构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复合行政”,其运行过程受到政治效率合法性、组织效率合理性和职能效率有限性的制约。     

地方政府创新博弈分析

在既定政治体制构架下,地方政府创新中各级政府主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它们理性地作出自身的策略选择。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不完善的体制和机制,打着“创新”的旗号进行“伪创新”。文章从动态角度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地方政府创新及实施过程中的策略空间及选择,并进而提出应在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同时,规范其创新行为,以增进社会总福利。     

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段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推进实施,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践问题和急需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的逻辑理路是地方政府创新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支撑。在核心内涵指导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需要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目标逻辑和实践逻辑,结合已有实践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的综合决策协调制度、健全稳定规范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投入机制、建立生态文明财政支出动态监控机制、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公众”多元投入模式、完善“分配—考核—奖惩”全过程绩效提升机制、强化配套保障机制建设等。     

政府成本控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政府成本控制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控制与降低政府成本,优化成本结构,有利于提升政府绩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在新公共行政体制下,政府通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实现决策与执行相协调,创新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约束,可以有效控制和降低政府各种成本.在政府管理系统内,通过创新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机制,运用流程再造、政府超市、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先进的管理手段,能够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中,确立市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克服政府垄断导致的制度缺陷,实现公共资金的价值最大化.福建省地方政府在降低政府公共服务成本过程中,采取多样化的市场化工具和形式,锐意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改革深化呈现出向部分公共服务提供主体,政府对自身提供的内部服务,向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化拓展的发展趋势.公共财政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制度改革实践作为规范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一种方法,为政府成本控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前,在各级政府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过程中,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中核算、绩效审计等项制度的改革,是有效控制政府成本的重要举措.     

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变研究

行政区划体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体系,是国家政治抉择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设置及其职能定位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的基本要素.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上级、政府间纵向“职责同构”、“职能错位”以及财力与职能不匹配等问题都与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密切相关.因而,探寻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转变的相关性,开展以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和转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调整和优化地方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合理确定不同层次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能、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意义.     

从“硬发展”到“硬扩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政治逻辑与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这一政治逻辑就是大举债——硬发展——政府扩权——大举债。硬扩权是地方政府热哀举债发展的政治因果,而举债发展是地方政府绕开体制强行扩权的捷径。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是纵向政府间的博弈日益硬化。因而,分析和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仅仅囿于经济视角,还需要从政治视角寻找解方。循着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政治逻辑,当务之急需要采取疏堵结合的两手政治举措,即一手改善对地方政府的授权,一手强化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硬约束。     

“偏离”假设视角下中国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兼论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

政府创新是政府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相较于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旧体制转换视角对政府创新做出的经典解释,政府过程理论的“偏离”假设,为从政府在现实与法理的“摆动”中寻求体制机制创新的解释提供可能,丰富了其存在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现实政府往往在适度、过度以及多重“偏离”所形成的合力中实现发展。但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法律和现存制度并不具有使那种正向“偏离”合法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将其——至少是高效地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和制度,需要进行有目的性的政府干预。而体制机制创新正是最为典型的干预手段之一。中国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路径,能够典型地反映清单制度作为体制机制创新对“偏离”现象发挥的关键作用,揭示其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这对于政府创新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结构

当下,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经历了探索阶段、建构阶段并逐渐进入调整阶段.从结构入手来思考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体制、机制及逻辑进程,对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大有裨益.服务型政府宏观上体现为一种具体的行政体制,微观上反映为一系列紧密相连的行政机制,这构成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结构.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的、动力、进程和逻辑中内涵的地方政府与其他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构成了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外在结构.内在结构是外在结构的基础和支撑,为外在结构服务;外在结构是内在结构的延伸,为内在结构提供保障;二者以政府职能作为桥梁而相互依存,二者的互动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其终极目标是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