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严复对康有为的评价和态度转变

相对于康有为对待严复的态度来说,严复对康有为的关注、评价较多,前后之间的态度和评价更是相去天壤。从戊戌政变前的公开反对到一战前的愤慨至极,再到一战后的认同,严复对康有为的评价和态度转变既再现了两人思想的内部分歧,又呈现出戊戌启蒙思想的共同特征。     

论墨子关于政治与宗教关系之思想

政治思想是墨子学说的中心。墨子身处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墨子深深地关注着人世间的利害、福祸、贫富、安危,特别是国家的治乱和兴亡。他以其艰苦卓绝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精神,探索治国安天下之道,提出了一套政治学说。这一套政治学说,因其建立在独具特色的宗教思想即“天志”、“明鬼”的基础上,从而使他的政治学说有了一个宗教的基础。墨子关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论说,对于今人解决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向度。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非儒和斥墨中的儒墨之同

墨子“非儒”,但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只是讥讽儒家在践履中不能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反因私爱而废尊卑。墨子所设定的和兼爱相对立的是巫马子唯“我”之爱的差等之爱,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差等之爱截然不同。同样,孟子虽然批评墨子的兼爱导致无父,是为禽兽,但孟子的着眼点不在于兼爱的爱一切人的层面,而是基于卫护儒家学派的地位和孔子道统的卫道之辩。儒墨俱道仁义,同倡爱人,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博爱精神。     

墨子思想的功利主义与墨学衰微之原因

墨子秉持功利主义原则:从谋利之方看,墨子推行“为天之所欲”和“兼相爱,交相利”两条谋利路线;从利之主体看,墨子强调“三利”,呼吁兼顾天、鬼、人三方面的利益,其中的人之利既有国家群体之利,又有百姓个人之利;从利的内涵看,墨子之利主要指以“衣食之财”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之利.墨家与法家都崇尚功利,墨子对功利的阐释显示了有别于法家的功利诉求,并且导致了墨学在秦后的衰微.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近代平等思想探析——论康有为的平等思想

对"平等"的观照具有多重视域。它既涉及理论意义对平等的探讨,又牵涉社会实践中平等的实现。以时空为角度来考察,平等既涵盖历时性问题又离不开地域性分野。就分属的领域而言,平等又同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平等问题具有复杂性。康有为的平等思想同儒学、佛学和西方早期启蒙观念具有重要关联。其平等思想论及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容丰富,同时也集中反映了近代平等观的现代性特点和阈限。     

墨子“非攻”思想的内在向度与反思

在内容与体系上开展对墨子“非攻”思想的探求,需深入墨子思想并对墨子“非攻”思想进行梳理与价值性检讨。“非攻”作为反侵略战争思想,是墨子政治哲学的目的,但其最终未能实践政治意义,也需要现实的反省。总的来说,墨子“非攻”思想蕴藏在墨子的人性论、社会政治思想与人生观间,体现了墨子对社会下层百姓的关切。但对墨学被称为“世之显学”却未被统治者采纳,未能成功将其对下层的关切转移成统治者的关切等问题,需要进行检讨性的说明。     

墨子“修身”思想对大学生道德观构建的启示

"修身"是墨家经典理论之一,"修身"强调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应秉持本末意识、察省意识和笃行意识。这对当代大学生道德理念的形成,道德判断能力的提升及个体道德行为的实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儒墨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孔子和墨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基本理论、教学原则、道德教育等三方面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二者都注重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都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在道德教育上都主张言行一致。孔子以＂仁＂为教育的核心思想,墨子以＂兼爱＂为教育的核心思想,孔子主张由博返约,墨子主张逻辑思维,辨析明理等。这些教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也有很深的启迪意义。     

论佛学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平等思想的影响

平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契入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大师是三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佛学或者说佛教的平等观在他们的理论构建和社会实践当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剖析与总结,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西学的一些政治观念与理想在精神领域的传播与发展,需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学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当了这一角色。二是佛学本身蕴涵着可供挖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纠传统文化之偏,并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其平等思想,即使在全球化的当代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康有为文化思想复归的根源与轨迹

康有为从“拉车前进的好身手” ,转变为“拉车屁股向后退”的人物 ,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本文通过叙述传统与现实、中学与西学、儒教与儒学、急变与渐变、托古与仿洋、变上与变下、进步与倒退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 ,展现康有为文化思想复归的轨迹 ,揭示其根源。为现代文化人提供一面镜子 ,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韩非子对墨子文艺观的继承与发展

韩非子一方面继承了墨子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另一方面又在"唯质论"思想的指导下对这一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韩非子的文艺观以法家的循名责实思想相号召,把人类的物质追求置于审美追求之上,着重从社会功利的角度阐析了"文"由"质"出,不可外求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无论与道家的"唯真论"的文艺观还是儒家的"中庸论"的文艺观相比,可以说具有更坚实的哲学基础,因而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     

论墨子的“兼爱”思想在医疗卫生保健中的意义

墨子的“兼爱”思想比孔子的“仁爱”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要求人们爱人如己,所有之人都能相亲相爱,不论财富多寡、地位高低、身份贵贱,彼此之间不存在血缘与等级的差别,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体现了平等、互爱的精神原则,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爱互利,推崇人性向善。这种“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爱,也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爱,而是实实在在的互惠互利的爱,是爱、义、利的有机统一。墨子为了践行“兼相爱”的理论,其实现路径是“交相利”,推行义利并重。在当今社会扬弃墨子的“兼相爱”思想,从理论上指导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对于促进城乡医疗卫生保健一体化和公平公正的分配资源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