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政策执行研究——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

很多公共政策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执行效果,然而,大多数的执行研究,忽视了政策执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从嵌入性的角度看,政策执行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脉络之中,政策执行所依赖的政策工具,受到政策共同体及其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的影响和形塑,从而使执行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最终导致政策执行取得不同的效果.     

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审视与改进

基层减负是党中央为改进基层治理、提高政策执行力、增强基层干部获得感而推行的重大政策举措,2019年被定为“基层减负年”。通过运用党口发文增强执行势能、在科层传达中创新政策内容、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有利执行氛围、地方主要领导以上率下、建立专项工作机制高位推动等策略,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在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践中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运动式执行、“一刀切”式执行、象征性执行,其根源在于思维定式与工作习惯、避责与邀功、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重合。有效化解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党的执行主导地位、以问责力度提升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形成崇尚实干的执行文化、推动执行信息有效流通、提升基层干部的话语权、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     

政策执行障碍的制度与文化反思

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组织在公共政策执行时的二元性特征和政策执行中的执行障碍进行制度与文化因素分析,提出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的行政文化以及制度和文化建设并重三个方面的对策,使行政组织发展成为既能严格执法又能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政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政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型的劳动政策框架基本形成并开始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产生了日益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现代意义上的雇主和雇员关系的基本政策已经大致形成;劳动合同制用工政策开始普遍实施;引入市场机制的工资分配政策开始形成;工会政策逐渐开始进行应有的转型;三方协商机制开始初步发挥作用。中国如今的劳动政策已经从以往的社会关系之一变为如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已经从以往事关职工日常生活福利、不是很起眼的问题变为如今事关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事关社会能否和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数。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公共权力失范与政策执行失序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有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点.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不规范加剧了地方政府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明也导致了政策执行失序;提升政策执行力必须规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同时消除部门利益,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政策执行的中国特征

中央或上级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经过多层细化和再规划的过程,为防止因利益博弈和合作困境而导致的政策执行碎片化,中国采取高位推动、逐级发包和晋升竞标赛等模式来予以化解.上述模式的实施以中国政策执行的党政双轨制、行政矩阵制和中共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基础.     

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内部环境之维

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众多,执行组织的内部环境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作为政策执行的最主要主体,行政组织必须不断调适自身的内部环境.在组织结构方面应当由传统的层级结构向扁平化的网络结构转变;在执行的资源方面要强调投入的充足与合理及配置的高效;在组织文化方面要注重营造民主与"人本民先"的价值导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变迁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为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文章对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借鉴社会演化论中“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梳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国家安全治理的政策供给往往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前提,面对系统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侧重安全的单一逻辑,逐渐向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统筹的结构演变。最后,文章就其在理论、现实和方法层面的意义以及议题的拓展空间作进一步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

近年来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日渐升温。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 ,本文从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土地管理政策等几个方面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发展变化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希望对未来土地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有所参考。     

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 ,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通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使其效能得以发挥 ,而政策执行本身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其效果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其中政策制定得科学与否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本文从政策的合理性、明晰性、协调性、稳定性以及公平性诸方面探讨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对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     

走向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启示

政策网络把公共政策过程理解为多元行动者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它把政府之外的利益集团、民间组织和公民以及社会资本、文化网络、非正式关系等都纳入政策分析的框架内.政策网络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结构的独特视角去审视和诠释政策过程,突破了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的个体单元分析方法,更好地反映和揭示了政策过程的实质.政策网络已经开始取代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以及其他传统政策过程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新研究途径和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演进特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经历了逐步恢复、体系初步确立和完善创新三个阶段,呈现出科技人才外延逐步扩大、政策对象不断调整、政策与实践紧密结合、科技人才政策类型多样四个特点.经济发展需要始终是推动科技人才政策演进的核心动力.在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方面,需要让企业人才需求、区域人才需求等多重因素成为科技人才政策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政策运作的辩证逻辑——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

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体现了政策运作中延续与变迁、表达与实践、温和与激进、上级与下级间的辩证逻辑。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的前后阶段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叠的特征,政策制定者也会根据不同情形而分别强调政策的变与不变;政策执行可能偏离政策规定,政策目标与政策宣传可能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也可能有意利用政策执行之偏差;温和意味着团结和秩序,激进意味着斗争和活力,政策的温和与激进既是客观形势之后果,也与政策制定者的主观选择密切相关;政策执行者并非同质性的整体,上下级之间在政策演变和执行中不断互动,其间既有命令与服从,也有批评与抵制、推诿与抗拒。     

现代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路径与意义

现代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三十多年来,政策执行研究历经了三代自上而下研究取向、自下而上研究取向、两种取向的融合。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创制了众多新的政策执行研究范式,促进了政策科学的发展和政策绩效的提升。无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政策实践的角度,政策执行的研究都将被更为科学地推向深入。     

关于阶梯电价政策执行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政策只有通过具体实施执行才能使其效能得以发挥,而政策执行本身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其执行过程中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此对阶梯电价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剖析,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了解决阶梯电价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相应对策,以期能够对我国现阶段阶梯电价政策执行有所助益。     

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关系之研究

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广为重视的“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我国诸多学科重要的分析框架,但其在我国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社会资本理论与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的重大意义。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倡导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可以促进我国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公共政策有效执行与善治的实现。     

执行结构-政策执行-执行结果——一个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已有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引入一个被已往研究遗漏的变量,即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结构-行为"互动的视角出发,将政策执行结构作为自变量、政策执行过程作为中间变量、政策执行结果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三者之间关系,从而建构一个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