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论巴金的宗教观与他的《田惠世》

作为无神论者的巴金,自小却受到深刻的宗教影响,他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与自小所受母亲的爱的教育及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世界理想结合起来,构成了其爱人类爱世界的思想、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及浓郁的忏悔意识。这些不仅可在巴金的人生途中寻觅到痕迹,也可在其诸多创作中得到印证。本文力图通过对其小说《田惠世》以及主人公的分析,来展示巴金的这一宗教思想,进而对巴金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和定位     

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生成与终结

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生成的社会基础是旧的封建制度,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巴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掷向官虎吏狼的匕首投枪──蒲松龄笔下的封建官场透视

掷向官虎吏狼的匕首投枪──蒲松龄笔下的封建官场透视孙永都蒲松龄长于寒门，生活在农村，与穷苦百姓一体，这使他对下层人的苦难生活具有深切的同情．蒲松龄尊崇儒学而特别强调其中合理的爱人思想：＂爱者江之始，仁者爱之推＂①其＂爱人＂的内容，主要是爱下层的人．在...     

论巴金早期的人道主义

对巴金早期世界观中究竟什么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众说纷纭,形成了鲜明对立的几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革命民主主义,有的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有的论者看到巴金思想的复杂性,从无政府主义同革命民主主义的联系上进行探讨,试图解决以往争论中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始终调和不起来的矛盾。这些论者都是从社会政治观上对巴金早期思想进行探讨的,这无疑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不但包括社会政治思     

巴金：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

一个人一生读什么书，往往是他生命轨迹和思想轨迹的反映。作家巴金的读书生活更是如此。巴金一生著书，一生读书，著与读，几乎融为一体。而读先于著，大致可以从他读书的过程看出他思想演变的过程，著作则是其丰硕的结果。对于巴金来说，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的过程，思索生活和认识生活的过程。读与思，让巴金的思想得以发展，情感得以升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读书成就了巴金。     

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

<正> 关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1958—1960年期间,全国多家文艺报刊曾给予批判。“文革”年代,巴金更被毫无根据地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加以声讨,甚至要巴金对当时极左路线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负责”。这是极其错误的。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巴金及其思想的论述,或者回避这一问题,或者对这一问题轻轻的一带而过,似乎无政府主义对巴金影响不大或没有什么消极影响。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如此也不可能对巴金及其无政府主义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评价。本文力图从事实出发,以辩证唯物的观点重新评价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一) 有人认为“巴金是一生致力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的。说巴金     

文学作品的情感趋向与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的内涵无非是使人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创造生命价值。作为＂人学＂的文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在文学实践中,文学能够影响人的精神,参与人灵魂的构筑,作用于人的人格铸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无可厚非地成了生命教育的另一种途径。文学作品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体验,并充分发挥情感在认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情感得到陶冶和升华的同时提升自己的生命情感。     

巴金的矛盾及其与巴金小说艺术变迁的关系

巴金的小说创作与他的自我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极性"特征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巴金的生命体验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本身的矛盾。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过程的一个最核心的个人化课题。巴金通过小说艺术处理其自我矛盾的方式变化,对他小说的创作类型及风格变迁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对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所内涵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武器。巴金是中国文坛上第一位以忏悔者形象出现的作家 ,将忏悔主题带进了新时期文坛 ,展开了人格与文学的双重忏悔。巴金的《随想录》与韦君宜的《思痛录》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翻译家巴金研究引论：追梦少年

“五四运动”让巴金开始接触到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巴金吸收了这一思想大潮中,与自己个性相合的安那其主义,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自此,他以手中那支译笔,广泛翻译介绍国外的安那其主义思想文献,并为之奉献一生。     

鲁迅 瞿秋白 巴金: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和重获

鲁迅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主体人格的极力彰显与坚守,他以“立人”为奋斗目标。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中解剖自我,极力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主体性。巴金在经历文革劫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己失落了的主体人格。如此说来,从鲁迅到瞿秋白再到巴金,20世纪的知识精英们走过了一条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与重获的精神之旅。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     

巴尔扎克贵族身份辨析

作为伪造的世俗贵族,他一味地鼓吹君主政体而彻底地否定资产阶级政权;作为文坛上的真正贵族,巴尔扎克属于高山仰止,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上乘。贵族与资产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所为有所不为,后者往往无所不为;作为生活上的资产者巴尔扎克风流荒唐,而作为文坛上的贵族,他的事业却蒸蒸日上,他生活上复杂的情感经历为写作事业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二者之间的矛盾最终达成了统一。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宇宙情怀的衍生——“知人论世”谈金批《西厢记》序文

金圣叹一生致力于文才以追求功名。而时局的变迁,使他追求功名的方式发生了从“科举”到“立言”的变化。这一变化则促成金圣叹在承上启下、沟通文史的过程中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宇宙情怀。     

论缺失性人生体验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影响

体验是人的一种情感,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心理活动。它以经验内容为对象,是对经验的理性反思和人生价值的领悟与评判。人生有困厄,随之而有精神的或物质的缺失,进而产生对缺失的体验。作家巴尔扎克有两大缺失贯穿一生,首先是缺母爱,其次是缺金钱。这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远影响。巴尔扎克的缺失与普通人的缺失没有什么不同,难能可贵处在于,他超越了自身具体的缺失,感悟到普遍的社会的缺失。因此,进入作品的个人缺失性体验注入了社会的、时代的内容,作品中所表现的就不再是一己私情,而是具有了普遍意义的社会体验。      

忧郁性情感的对象化——对巴金与艾青情感个性和创作路径的比较考察

巴金和艾青有相似的情感个性,他俩都是有忧郁性情感的真诚的诗人。相同的生活年代和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巴金和艾青形成了相似的创作路径,在他们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都出现了两次创作高峰:第一次创作高峰为20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一批示范性经典作品;第二次创作高峰使他们的创作超越了文学的意义,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绝缘与有情化——再论丰子恺文艺观

绝缘和有情化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在丰子恺的文艺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融合统一。丰子恺借“绝缘”斩断了事物的实用性、功利性,得以直视其本真的意义,聚精会神地欣赏事物本身的“关”。“有情化”又使他化世间无情为有情,让内心充满了不尽的生机。不论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下,都可以坚守自己的理念和独立的人格,较少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在对生活始终充满热爱的同时,保持着无尽的创作动力。     

巴金与法国文化

巴金曾经三次踏上法兰西的国土,通过文学、景观、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亲密接触法国文化的多个侧面,所以他无论在创作和革命思想以及人格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文章认为巴金作为一个主体,他不仅被动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现实、个人的经验和追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法国文化作出了个性化的阐释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挖掘出他者形象对自我文化的迂回式反观,主要探讨了在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平民社会的阐释,以及“文革”后巴金对法国文化关注重点的转变中所深刻透析出的他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