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进程

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起，成了欧风东渐的突破口。在四百多年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进程中，１８４９年当为其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线。在前期，中西文化在澳门的交汇是初步的，而且天主教文化的传播在明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下，曲折颇多。在后期．中西文化在澳门的交汇在各个方面都走向深入，天主教文化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更多的审视中碰撞。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汇．使澳门的文化变得极为丰富多彩，澳门已具国际文化名城之特征。     

晚明中西生死观的碰撞———以利玛窦为研究中心

晚明时期,随着东西海路大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针对中国高度文明的文化环境,采取文化适应路线,不仅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基,更引发了中西文化更深入地碰撞,其中生死观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灵魂、死亡观念做了全新的诠释,也对中国传统生死观念中对来世思考的缺失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调适。但鉴于中国重伦理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西方生死观也做了部分调整,淡化神学意味,突出伦理道德,以有利于世道人心,使西方生死观在中国更加本土化。这迎合了明后期动荡政局下士人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认识和融合,而且对明末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刚恒毅:推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1922年，他作为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来到中国，标志着法国对中国教会保教权的终止，揭开了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序幕。刚恒毅在华期间，提倡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方式，促进了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特别是作为一个扬名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把中国的艺术引入到天主教会，无疑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意义。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刚恒毅原名C…     

试论1624-1939年间山西省的天主教人口状况

文章以丰富的天主教统计档案资料为基础,考察分析了从晚明至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624-1939年)天主教在山西省传播过程中人口发展变化的状况,进而从人口的角度探讨了天主教村民讲述有关他们信教历史的论断问题.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汉学与西学

(一) 由晚明到晚清,确切地说,由十六世纪末利玛窦等被准许进入中国内地算起,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大批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以前,这三百年间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往,主要媒介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假如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跃程度和实际影响,可以被当作一种尺度,用来衡量这三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往程度,那末人们便可发现,其间有一段时间呈现的是“空白”。这段“空白”,开端于康熙晚年一再重申各省严禁传播天主教的敕令,直到十九世纪初新     

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育的延续与更始

在时代之交过渡之期的晚清,社会剧变,中西文化碰撞,二律背反,李鸿章,毁誉参半之人物,其家训因循与开拓并存。家庭教育坚持笃向传统经学和道德的固本之道,提倡教子正道,经书不可不读,传承孝悌、慈善、勤俭等传统道德。同时,迈出了接受“西学”的第一步,定位“西学”的器物之用,家庭教育中倡导学习西文,开启家庭教育更迭和嬗变。以史为...     

试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它们如化石一般,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自然主义特征

自然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性质与自然性质可以直接等同,这在中国伦理学中是普遍的现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论及价值问题、应然与必然时,总不离德合天地,性体自然,进而复归其根（道）,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特色。本文通过对自然之道与伦理之道、自然生命之性与道德人格之性以及自然之心与道德之心几个主题展开了思考,从中发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普遍具有自然主义特征。自然主义不同于唯物主义,比起后者,具有超越性和唯美性。     

《封神演义》对儒家五伦的消解与重构

五伦是儒家伦理规范之根本,明清时代的五伦观念越来越突出等级意识和单向性的绝对要求,日趋异化和不合理,背离了早期的交互性原则。在这一话语背景下,明后期的《封神演义》出现了对五伦的消解,反映了作者对秦汉以来德性伦理异化为政治伦理的不满和反思,表达了对双向性和交互性人伦关系的渴望与价值诉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对五伦的消解只是在一定层面上进行,而且基于儒家稳定道德秩序的价值理想,小说在消解的同时又进行着重新建构的工作。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生态文明视野下大学生科技德育优化途径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科技德育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科技德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发挥高校科技德育的比较优势;科技道德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人才需求具有内在契合性。当前,生态文明视野下科技德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教育主体素养水平欠缺、教育内容不明晰、教育方法单一、教育管理体系不完善。为此,要提高科技德育工作者主体素养,增强协同性;明晰科技德育内容体系;改进科技德育方法,实现多元化;健全科技德育管理体系。以此,通过多种途径合力提升教育实效。     

中西方传统诚信观之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诚与信可以互训,但从伦理学的角度,两者在内涵上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异。“诚”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从根本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在本体论的指向下修身养性的道德意识。“信”相对于“诚”,更多的是在“诚心”的价值导向下为人处世的具体道德要求。受中国特殊的血缘文化、家族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诚信观表现出自律性、重义轻利的特点;诚信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一个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诚信观,另一个是古希腊文化延伸出来的契约伦理。与中国相比,西方诚信观产生起便与法律制度、交易关系紧密联系,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他律性和经济性。     

浅议明清时期晋商管理思想

明清时期的晋商,这一华商杰出的商帮,驰骋华夏五百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将其管理智慧、管理艺术推向极致,积淀了卓越而丰富的管理思想。对明清时期晋商的经营与管理活动进行研究,从中凝炼优秀的管理思想,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弘扬光大,使今日之晋商能象明清时期那样,走向世界,再铸辉煌。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道德伦理追析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经济或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道德伦理从更深的层次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与制度的安排。从道德伦理视角分析中国农村环境问题背后的道德伦理根由,揭示传统道德伦理观在农村环境问题上的负值效应,并提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应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