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能否拥有意识——机器意识研究及其意向性分析

对机器意识的研究,是人工智能哲学领域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按照研究目标与内容的不同,可将机器意识的研究分为五种类别:面向感知意识实现的(MC-P)、面向具体特性意识实现的(MC-C)、面向机制意识实现的(MC-A)、面向自我意识实现的(MC-S)和面向感受意识实现的(MC-Q).人工智能哲学和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前四类的机器意识研究是切实可行的,而MC-Q的研究则面临着许多争议.援引佛教唯识论的五蕴学说对意识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前四类的机器意识都具有意向性,而MC-Q则不具有意向性.对于机器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应该搁置有争论的主观体验方面的实现研究,围绕意向性意识能力,采用仿脑与量子计算思想相结合的策略,来开发具有一定意向能力的机器人.     

论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引导

负面新闻信息作为正面新闻信息的对立面,是大众媒介经常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内容。任何新闻信息在媒介的传播中,均有正、负两种效果。要将负面新闻信息的负效果降低到最小程度,媒介须通过对负面新闻信息的选择性传播、倾向性传播、舆论引导等有效途径,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正面引导。     

文化三级跳:人工智能的工艺史定位

从物质性工艺史视角看,作为智能生产工具的人脑神经元系统,是自然工艺史不断进化的产物,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一跳;文字系统是人在自身生物性身体之外创造出的智能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二跳;而作为人脑、文字系统与现代机器系统交汇发展的产物,当今人工智能机器系统正在把人的体能和智能从非自由劳动中解放出来,启动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三级跳的最后一跃。物质性工艺史研究克服了有关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孤立的精神性观念史倾向,有助于科学揭示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大势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4年转引《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论文篇目

王安平,李　智加入WTO对我国高校人才工作的挑战与对策思考G4 高等教育(1)黄作良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本科教育特点G4 高等教育(1)杜学元浅谈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成因G4 高等教育(8)王　艺,付君清论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引导G6 新闻与传播(2)蒋晓丽,王　东,孙　勇 从公共危机事件传播透视传媒公信G6 新闻与传播(2)杨志顺论报纸版面引导阅读的几种方式G6 新闻与传播(2)宋建国WTO与中国的电视传播业G6 新闻与传播(2)王　彬主持人:电视节目的文化身份G6 新闻与传播(2)邹威华,冯　毅,唐晓红 汉英商标词的跨文化解读H1 语言文字学(2…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4年转引《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论文篇目

王安平,李智加入WTO对我国高校人才工作的挑战与对策思考G4高等教育(1)黄作良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本科教育特点G4高等教育(1)杜学元浅谈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成因G4高等教育(8)王艺,付君清论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引导G6新闻与传播(2)蒋晓丽,王东,孙勇从公共危机事件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4年转引《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论文篇目

王安平,李智加入WTO对我国高校人才工作的挑战与对策思考G4高等教育(1)黄作良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本科教育特点G4高等教育(1)杜学元浅谈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成因G4高等教育(8)王艺,付君清论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引导G6新闻与传播(2)蒋晓丽,王东,孙勇从公共危机事件传播     

BACON机器、科学发现与创造——AI心理学派学者西蒙思想解读

H·西蒙所领导的人工智能(AI)心理学派,在F·培根关于归纳机器的思想指引下,在对一系列科学发现进行了计算模拟之后,确认了人类科学推理就是启发式搜索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问题求解的启发式搜索法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或方法。同理,借助于“有选择的搜索”的心理解释可以揭示科学创造的奥秘。     

古典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抗疫形象建构研究

中国抗疫形象建构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环节.在古典修辞学视域下,以湖北保卫战期间《纽约时报》中文网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文本为研究对象,采取内容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揭示西方“污名化”中国的事实,解析中国抗疫形象的基本特征,探讨抗疫形象建构的说服策略.研究表明,中国抗疫形象建构有三种策略:伦理策略——中国媒体以权威性和作者队伍的良好信誉赢得受众信任;情理策略——使用中性偏积极的词语,在保持新闻客观性的基础上,以正面情绪和共情效应打动受众;论理策略——以事实依据和逻辑论证说服受众,为“去污名化”行动提供路径,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人工智能体如何可能成为一部道德机器?

如何提升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力,使人工智能体的行为选择更符合社会伦理规范,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伦理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自主能力的快速提升,人工智能体越来越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作出自主行为选择,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体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能力。缺乏纯粹实践理性的人工智能不具备自我立法能力,没有情感欲望牵制的工具理性却可以理解并应用来自人类的、具有先验意义的道德法则。来自人类的道德法则不可能以人工智能为目的,而只能以人类自身为目的。从伦理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义务论、功利论,还是德性论,不仅理论自身存在各种特殊缺陷,在规约人工智能时也存在种种困难,均无法独立承担作为人工智能体基础理论的重任,当务之急是以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共识作为人工智能体的自然行为法则。单纯自上而下的道德内置法,无法应对具体行为情境的复杂性;单纯自下而上的自主学习法,难以保障自主学习结果的道德性;只有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才能使人工智能体成为一种既服从人类道德法则、又具有一定道德自主能力的道德机器。     

《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视角下的 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探析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既具有创造效应，又具有替代效应。由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具有相似性，所以从《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出发来理解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机器在直接应用它的部门会排挤工人，但同时能够促使其他部门劳动的增加。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与此类似，并且其创造效应强弱由制度因素、经济禀赋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决定。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深刻地改变我国的就业市场，社会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将会增加。因此，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转换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     

论灾难新闻摄影的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

灾难新闻摄影不仅在灾难新闻报道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价值,而且透过对灾难的艺术展现,折射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但对广大受众来讲,过分的灾难展示也会破坏受众的正面认知结构,造成人们在灾难面前良知的泯灭与麻木,因此要把握好灾难新闻图片展示的度,以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为指针,传递与人类休戚相关的重大灾难信息,以达到激发人类良知的社会伦理教育功能。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换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审度

《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揭示了“机器换人”的两种机制：生产工具作为延展人类劳动能力的“生产器官”,被赋予替代人类劳动的使命,由之引发的“机器换人”内蕴着劳动解放的积极意义;生产工具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排挤劳动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由之引发的“机器换人”突显出劳资对立的消极意义。以无人工厂为表征的当代“机器换人”,把工业时代的“体力替换”推进到智能时代的“脑力替换”阶段,却依旧遵循着马克思揭示的两种“换人”机制：人工智能引发的“普遍失业”既可能开启一种劳动解放的广阔前景,也可能造就一种“无用阶级”的生存境遇。在资本逻辑尚居主导地位的今天,为规避“无用阶级”产生,需对人工智能的资本化使用实行政治、法律和伦理的规制,使其朝着促进劳动解放的方向发展。     

受众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保护探析

基于受众视角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保护问题,可以避免因采取作者中心主义而产生的分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受众指对特定作品具有一定精神需求的群体。受众视角下,为全面维护受众在微观与宏观层面上的利益,有必要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保护。以“法人作品”制度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保护的具体路径,可以克服作者中心主义,符合受众的利益要求。为平衡受众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应当从保护期限、版权登记和法定许可这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保护进行限制。     

人类学习与深度学习：当人脑遇上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最前沿的领域。到底什么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与人类的学习在本质上相同吗?如果机器的确拥有学习能力,那么机器的学习能力会超过人类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内部问题,而是一系列更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这种跨学科的关注与讨论不但对深化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从科学上揭示神秘的人类学习能力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关于新闻语言的个性特征

新闻是以事实为根据,因此新闻语言必须做到准确,而且还要兼顾广大受众的差异,做到新闻语言通俗化,防止"陌生化"。在从事新闻写作时,要注意尊重新闻语言表达的特殊规律,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新闻语言更好地为新闻事实的表达服务。     

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兼评《无心的机器》

本文从评述周昌乐教授<无心的机器>一书出发,简要回顾了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并对相关的哲学问题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讨论.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哲学反思从更深层次上看就是人类的一切心智活动能否最终归结为逻辑计算,被"计算"两字所概括.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独创性”的客观标准,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当前学界提出改造“作者”范围以涵盖非人类作者或以职务（雇佣）作品、法人作品、邻接权模式确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均存在一定缺陷。在机器创作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正当性前提下,我国可扩张适用“视为作者”模式,在没有人类作者参与直接创作的情形下,将“对作品创作之必要安排承担责任”的人认定为“作者”。法院应当合理评价“必要安排”的行为,综合考量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独立的创作意志以及对作品的控制力,其他主体可与权利人通过合同约定,适当分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带来的经济利益,以此发挥著作权法的激励作用。     

从人类增强到机器向人化——对脑机接口技术两种进路的哲学审思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BCI)技术的发展,其在帮助人类延展心灵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这种潜力首先直观反映在BCI研究与应用的"激进进路"中,BCI设备通过对人体尤其是大脑进行接触式作用,可以有效"增强"人类的行为和认知等能力。然而由于"激进进路"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伦理困境,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还需要依赖"保守进路",即BCI促进机器"向人化",以弥补人类自身能力上的不足。也即以BCI为中介将机器纳入人类认知系统中,促使机器通过对人类伦理的"把握"以及对情感的模仿,来帮助或代替人类进行更加合理的决策。虽然机器"向人化"进路的可行性较高,但这一进路也并非尽善尽美。具身认知、行动者网络以及心灵哲学等理论向这一进路提出了理论与现实上的挑战,揭示出这一进路面临的"通感难题"以及未来向人化机器的社会定位与人类预测机器行为的策略选择等问题。     

人工智能创作、“作者之死”与人的主体性之反思

人工智能近年来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效应已蔓延至过往被视为人类专属的创造性领域,如音乐、绘画乃至文学的创作。一些人工智能创作程序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作者,这几乎可视为又一次"作者之死"。若就此联系1968年"作者之死"的相关代表性论述,透析人工智能与作者乃至主体之关联,可以发现,一方面,注重形式和规范的文学研究范式,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需要再次审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特殊效应也许并非威胁取代人类作者,而是重新激发对于文学、作者以至人之为何的根本思考。     

论新闻报道中的文学性

优秀的新闻作品在高扬新闻性的同时,文学性也是其衡量标准之一,新闻写作中并不排斥形象性和情意性,文学性是新闻写作的要求和追求,也是受众对记者和新闻美提出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