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

民营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与此同时,我国民营战略性新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也同步增长?各行业生产率增长呈现了怎样的特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用前沿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实证测算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及其分解结果,并回归分析了影响我国民营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据此给出了结论和政策启示。     

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2004—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学术界对租赁融资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分歧,租赁融资能否赋能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当使用不同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按照注册地把上市公司划分为东中西部、划分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回归,结论依然是稳健的;(3)使用PSM-DID进行内生性讨论,结论仍然成立;(4)引入融资成本、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等关键节点,发现租赁融资通过缓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支持租赁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视角,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资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并购商誉对企业全要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2)产权性质对于并购商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拥有高商誉的企业样本,越倾向于轻资产投入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低的企业所拥有的并购商誉越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服务性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消费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性消费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服务性消费为出发点,测算了2013—2021年806个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析了服务性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性消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端服务性消费、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作用更加明显,非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影响较其他企业更明显。因此,居民服务性消费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模式选择——基于一个三维立体空间分析范式的构建

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钱德勒的企业理论,针对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选择,以资产专用性程度、研究开发密集度和有形资本密集度构成的三维立体空间分析范式,为解释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选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充分考虑了产业的动态成长问题,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应结合不同产业的特点,把握各类产业的动态成长过程,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创新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同时,选择匹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成长方式,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模式,有效破解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难题。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法律因素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出发,对《物权法》出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且以2004-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物权法》出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法律制度环境越好,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物权法》出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越大。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模式选择--基于一个三维立体空间分析范式的构建

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钱德勒的企业理论,针对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选择,以资产专用性程度、研究开发密集度和有形资本密集度构成的三维立体空间分析范式,为解释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选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充分考虑了产业的动态成长问题,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应结合不同产业的特点,把握各类产业的动态成长过程,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创新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同时,选择匹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成长方式,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模式,有效破解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难题。     

城市规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8-2007年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和地级市城市规模统计数据,对城市规模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相应提高0.004 7%,且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为避免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修正回归模型,得出城市规模每扩大1%,会带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18%的结果,东中西部均无一例外。从政策制订角度看,努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仍然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资产专用性、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基于信息技术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选取2010年～2012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资产专用性、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ADF检验、LLC检验）、Hausman检验后,建立固定效应和Pooled EGLS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在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资本结构正相关,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负相关。此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还有：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动实证分析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一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装备制造业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量大质弱、低端产品比重高。通过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对我国装备制造业1995-200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6.4%,主要原因是技术变化水平的提高,且在不同时期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实证分析结果为未来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参考。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析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数字化转型以公司治理模式变革为渠道,促进了股权制衡与人员结构等的协调,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决策程序,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竞争行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政府应结合产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作用。     

空间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考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察空间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空间集聚有利于通过增强企业竞争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呈现过度集聚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现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自由流动,在加强空间集聚外部性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中国服务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关系研究

伴随着世界经济服务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逐渐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内容。本文通过构造模型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1985—2008的数据进行了严格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证实了服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所贡献,并得出服务出口比进口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服务贸易对生产率的作用受到国内经济结构的影响等结论。     

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替代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的地区和作物,其负面影响更大。本文基于1993-2015年中国2463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刻画要素替代,特别是机械替代劳动力的作用,本文探究不同坡度和不同作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区,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生产中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考虑到经济作物相对高效,这会导致总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的发展

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及其研究意义,建立了煤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首次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各效率效益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据此指出了煤炭企业的经营战略,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测算与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编制资本服务物量指数和劳动投入指数,采用1979-2013年的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法、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所催生的TFP增长过程比较缓慢,存在较长的滞后期,但TFP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却非常迅速,时效性显著.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对TFP波动的贡献度约分别为6.67％和2.91％;反之,TFP对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变动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贡献度分别为1.18％和10.65％.此外,TFP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也值得重视.